暴力起因：清朝、汉朝与罗马帝国的故事

要想回答“为什么古人会选择野蛮暴力”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暴力的逻辑，也就是驱动人类行暴行凶、发动战争的激励逻辑。暴力有成本和收益，文明也有成本和收益，到底选择野蛮还是文明，取决于谁的净收益更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认为，人类暴力或违法犯罪一般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当暴力的收益大于暴力成本时，他会选择暴力；反之，会选择文明守法。犯罪的逻辑也如此。1938年，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说，“违法者与守法公民的生活目标并无不同。他们只是有不同的手段实现这些目标：非法的与合法的”。现代人跟古代人相比，谁更好或谁更坏应该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正如《三字经》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只是在制度环境、伦理文化、社会关系、经济手段发生变化后，现代人的生存选择和古代人完全不同：现代人行暴违法的代价太大，做文明人的激励更高；而古代人在很多时候，如果选择合法守规就无法活下去，甚至即使行暴也不一定能活下去。也就是说，是影响生存的事件，加上所处的经济、社会与制度环境，决定了暴力野蛮的程度。而对于任何社会，在正常时期，暴力的收益与成本应该基本相当，只有在非常状态下这种平衡才会被打破，出现暴力收益大于暴力成本的局面，这种“非常状态”就是风险事件发生后的状态，或偏离常态的局面。

三个历史案例或许能展示这个逻辑。在晚清1876年，传教士李提摩太前往山东赈灾。其住地青州府附近的灾情令人触目惊心：妇女抱着孩子，坐在街上祈求救助；有的母亲在孩子身上插一根麦穗，代表可以出卖；还有的母亲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请求李提摩太的房东帮她从树上捋一把叶子充饥。除此以外，传教士束手无策，只能看着饥民坐以待毙。

6月30日，两位不速之客来到李提摩太府上，一位来自寿光，一位来自益都。这两位熟知儒家礼节的秀才，上门的目的却一点也不符合儒家教诲。他们告诉传教士：由于政府赈灾不力，当地已是饿殍满地，有一大群人已经做好准备，也找好根据地，想请传教士作首领，带大家发起暴动以求生路。

两位客人的目的没有达到。传教士告诉他们：这样做不能“建设性”地解决问题，只会带来更多流血和苦难。李提摩太的拒绝没有为自己招来厄运，同在青州附近的另一位民间领袖就没那么好运。居于鹿皋的丘氏，当年曾带领附近几十个村庄的居民起来反抗太平军。现在，由于他拒绝带领濒临饿死的村民们暴动，村民攻入他家。丘氏自己逃进了青州府，六个亲戚却死于非命。妇女占据了富裕人家，烧火取食，男子组成队伍，逐村劫掠。后来，官府用最严酷的刑罚处决“暴民”，让行暴成本高于收益，才勉强让社会恢复秩序。

为了进一步分析暴力跟风险事件之间的联系，我们再对比两个详尽案例：汉朝中国与罗马帝国。两大疆域无比广阔的帝国，为何会在相近的时间段跌入低谷呢？通过对比分析统治者和平民面临的暴力威胁、冲突频率、生活水准等指标，我们会发现：气候波动等风险事件起了关键的作用。气候波动使生存条件偏离常态：一方面导致战争和暴乱频发，消耗了两大帝国的财力；另一方面，造成食物产出下滑，引发连绵不绝的暴力，在抬高社会各阶层死亡率的同时，也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诸多学者近年来热衷于比较汉朝与罗马，绝不仅仅因为二者都是大帝国。吉泽斯基（C.Gizewski）发现：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后500年，欧洲和亚洲的历史可大致同步地划分成九个阶段。在前三个阶段中，罗马和汉朝逐渐兴起，在不牺牲中心地区力量的同时扩张自己的势力。第四阶段则是剧烈的冲突，前所未有地强化了国家力量，这时候的罗马当得起“记住，你的技艺是征服世界”的称颂，此时的汉武帝帝国也无愧于“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书·陈汤传》）的万丈豪情。第五阶段的起始点在罗马大致是公元元年前后，在西汉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之间，此时两大帝国依然强盛，但扩张之势已经转缓，地方精英开始崛起，为之后的混乱和分裂埋下了祸根。从第六阶段开始，两大帝国接连瓦解，并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缺乏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汉北面的五胡、西边的蛮族，罗马帝国以北的野蛮人，将局势搅得更加扑朔迷离。在这千年乱局当中，有诸多历史细节值得回味，包括我们前面讲到的罗马皇帝与秦汉皇帝非正常死亡的规律。不过，这里关心的核心问题是：直线距离达7500公里的两个帝国，发展脉络与节奏如此相似，只是巧合吗？

这不是偶然。气候剧变（风险）在两大帝国的兴衰历程中埋下了深深的烙印。我们先看古罗马。历史学家凯尔·哈珀（Kyle Harper）直接把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50年这段时间叫作“罗马最优气候期”，太阳辐射充足，火山活动微弱。相应地，罗马帝国疆域内也是风调雨顺：温暖、多雨、气候稳定。今天的罗马地区更多是地中海气候，降水集中在10月至次年3月，年内分布不均匀。如图1.7所示，在“最优气候期”的罗马，除3月和8月外，全年都有一定降雨量，温度也偏暖。

如图1.7所示，大约在公元150年后，罗马疆域的气候变得越发不稳定，风险增加，气温和降雨量下降的趋势明显。典型的例子是帝国“粮仓”埃及。埃及农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水吃水”：尼罗河水泛滥越频繁、越严重，为当地人带来的肥沃淤泥就越多，农作物因而越丰收；反之，越不利。因此，尼罗河是否泛滥、泛滥程度是否高，事关整个帝国的稳定。麦考密克（M.McCormick）等学者整理了从公元前30年至公元629年间尼罗河的泛滥记录。在“最优气候期”结束前后的公元156年，莎草纸文书上第一次出现了类似“没有泛滥的土地”的记述。公元244年、245年、246年这三年，河流更是连着没有泛滥！政府被迫采取紧急措施，将私人仓储的所有谷物登记造册，并以两倍于平时市场的价格征购粮食。对今日法国、德国、死海沿岸等地历史气候序列的分析，印证了这一变化。

汉朝的气候变化稍早一点。2006年，王顺兵等学者借助石笋、孢粉、湖底沉积物和历史文献等诸多资料，得出结论：公元元年前后，全国各地气候普遍变冷、变干，如图1.8所示。温度方面，北至吉林金川，西到青海湖一带，乃至东南部的台湾，两千年前普遍呈现变冷趋势；降水方面，来自吉林、内蒙古、新疆、江苏、中原地区等多个样本点的序列都支持降水减少、由湿变干的结论。西汉末年刘歆做三统历，“改惊蛰为二月节”，也是因为气候变化，之前测算的时间已经不管用了。

葛全胜等对公元元年前后的气候变化有特别细致的论述，其中提到多种物候现象：西汉前中期，气候颇为温暖。马王堆辛追夫人墓中出土的麻雀骨骼，个头明显比今天要小。根据贝格曼定律，这反映出当时湖南的气候较今天暖和。武帝时期，东方朔在给武帝的上书中提到关中地区的竹林十分繁茂，有“竹箭之饶”，说明当时竹的分布界线比今天要靠北许多。至两汉之际，“阴阳失调”，气候冷暖完全倒转。类似“陨霜杀稼，天下大饥”一类的记载在正史中频频出现。葛全胜著作引用汉武帝之后的《东观汉记》，总结了这段时间的气候特征：“自王莽末，天下旱霜连年，百谷不成。”图1.8显示，西汉终结前是一次小降温、旱灾期，而东汉于公元220年终结前，有过几十年《再探战国到两汉的气候变迁》所讲到的降温与旱灾期，且灾期在东汉后持续百余年，埋下了“三国分立”的气候种子。

气候的剧烈变化通过多个渠道引发了两大帝国内部的争斗。顶层统治者的命运沉浮就是这一变化的剪影。2017年时，克里斯蒂安·科尼利厄斯（Christian Cornelius）等汇集了两组数据做系统研究：一组是罗马帝国所有皇帝的死因，另一组是利用7000多个地点的年轮、冰芯等资料重建的罗马气候。基于两组数据的计量分析i发现：罗马北部地区前一年的降水量每减少19%，在位的罗马皇帝于下一年被杀死的概率上升13.4%。从图1.7中也能看到气候风险催生宫廷暴力，决定是否有人会谋杀罗马皇帝。

皇帝的命运为何受制于帝国的降水量波动呢？蛮族南下是重要的诱因。生活在北部地区的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以谷物为主食，但缺乏相应的仓储技术。如亨廷顿（并非我们熟知的那位政治学者）所言，“那些不得不克制自己、满足于较恶劣环境的部落，（在受干旱冲击时）无疑将开始劫掠、屠杀”，因为此时的暴力收益成为活命的唯一希望（亦即，高到无穷大）。数据分析也验证了这一点：罗马以北，前一年的降水量每减少19%，蛮族当年入侵罗马的概率上升4%；而前一年蛮族入侵罗马的次数每多一次，罗马皇帝被杀的概率会提高30%！亚历山大·塞维鲁皇帝（Alexander Severus，公元208—235年）爱护人民、品行良好，还向贫民发放无息贷款。在蛮族入侵时，他想花钱买和平。军队认为他太软弱，在军事会议时将他和母亲一起杀死，并推选出新皇帝。当我们把皇帝非正常死亡数据跟气温偏离度、尼罗河泛滥程度做回归分析时，统计显著性在99%以上。旱灾风险直接威胁皇帝和帝国的命运。

汉朝又如何呢？前文已经说过笔者与林展整理的中国历代皇帝数据库，其中有汉代各皇帝的信息。2016年时，台湾大学陈彦良教授发表了汉代各时段的灾异数据。我们将两组信息结合做统计分析，发现：汉代各皇帝的统治时间跟在位时年均灾害频次有较强的负相关性：一年中的大雨雹或大地震每多发生一次，皇帝的统治时间平均缩短4.4年。将雨雹和地震分开统计，这一负相关仍然显著。由此可见，在东方的汉帝国，帝位是否安稳同样受制于自然风险事件。当然，这马上让我们想到：如果朝廷和个体有办法应对灾害风险的冲击，历史不就不同了吗？这是本书后面各章节要细谈的话题。

蛮族入侵撼动了罗马帝国的统治根基，对照西汉，北方游牧势力的南进，是否也和气候有密切联系？先看气候变冷变干之前的西汉。《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如此描述当时的朔方地带：“无复匹马之踪六十余年。”《汉书·匈奴传》写道：“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来自当地的湖泊沉积物和冰川沉积物也显示：暖湿是这片地区当时气候的主旋律。沉积物表明湿润天气的孢粉较多，冰川亦处于高点。可是，之后由于气候的变化，农业文化开始衰退，畜牧文化逐渐盛行。到东汉时，以羌族为代表的畜牧文化逐渐对汉帝国造成冲击，对西北边境的态势，《后汉书·西羌传》有如此描写：“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

可见，随着气候变干变冷，在边疆地区，汉帝国面临和罗马帝国类似的难题。葛全胜总结了边境“攻守之势异也”的两点因素：首先，气候变化导致该地区农牧收成下降，边境军民给养无法依赖屯田维系，只能靠国家调拨，导致财政吃紧，牧业相对于农业的优势强化，也导致惯于农业生活的内地军民南迁；其次，游牧民族的入侵会占据这些地域，增大移民规模。频繁的冲突和政治动荡也挑战两大帝国的财力：汉朝以公元前30年为分界，财政由充裕转入亏缺；罗马帝国在公元150年后军费开支大增，政府铸造的货币纯度日渐稀薄，货币加速贬值。相应地，罗马帝国北部的降水量每下降19%，当年修筑的公共建筑数量就减少25.6%。如何在不利的气候条件下应付战争开支，这是两国统治者共同面临的挑战。

统治者因气候风险焦头烂额，老百姓就更难逃出自然的捉弄。不过，怎样度量古代社会中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呢？身高是最合适的指标。古代社会里剩余财富不多，收入主要用于消费，而消费又决定身体的高度，尤其青年时期的生活状况好坏，包括营养是否充足、有无大病等，都会影响成年后的身高。詹内基尼（M.Giannecchini）等将罗马帝国范围内不同年代的数十个遗址的骨骼数据收集在一起，重建了时人身高的时间序列。有意思的是，从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男性平均身高为166.6厘米；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时期的男性平均身高下降到164.4厘米；而公元5世纪后的500年里，也就是“最佳气候期”期间，男性平均身高回升到166.9厘米；女性平均身高则先是154.3厘米，罗马帝国时期降到152.1厘米，中世纪恢复至154.5厘米。

将这些研究结合起来不难发现：罗马帝国各地居民身高水平的起伏，与前面提到的气候风险密切相关。对应冷、干、不稳定气候的，是更差的营养状况和生活水平、更矮的罗马人。这一点也可从其他经济变量中得到印证。近年有不少经济史学家认为，罗马帝国前期的经济繁盛是在近代之前绝无仅有的。按马尔萨斯的经典理论，在古代社会，总体经济发展只会导致人口数量的增加，而非人均生活水平（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经济史学家认为，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地没有不受困于马尔萨斯陷阱的人群。如果这一论点成立，近代之前，没有哪个社会能同时在人口数量和人均生活水准方面实现增长。

相对这一“铁律”，早期的罗马帝国是个“异类”。真实工资的变化能体现这一点：根据柏曼（A.Bowman）等的统计，在公元0—150年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熟练工人中，平均名义工资翻了一番，而同期谷物价格涨了20%，租金则几乎没有变化，地价涨幅相对较大，但也低于40%。换言之，即使是处于较低阶层的驾驴者、挖掘工等非熟练工人，真实工资也涨了50%以上。所以，劳动生产率的确有所上升。

在这一时段，罗马帝国人口也增加很多。刚才说到，在一个处于马尔萨斯陷阱的社会，二者不可能同时达到持续增长，但“最佳气候期”的罗马却实现了突破。据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等学者的总结，公元0—200年间，罗马帝国疆域内人口每年约增长0.1%，总人口从4000万涨到6000万。之后，增长率跌回0.06%，甚至更低。经济史学家保罗·尔德坎普（Paul Erdkamp）在2016年发表的研究中，直称前期罗马帝国是“对马尔萨斯的早早告别”：无论从身高，还是基于公元1—2世纪数量急剧上升的葡萄榨汁装置（用来酿制葡萄酒），抑或是边缘地区随处可见的精美瓷砖，无不暗示这曾经是个异常富饶的社会。

可是，之后的长期气候波动带来经济衰退，导致社会动荡和冲突频率跟着上升。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与合作者整理了罗马帝国内部历次动乱的细节，并构建了社会动乱指标，亦即前后每10年中有多少年在帝国内部出现了动乱。如图1.7所示，公元150年之前，这个指标大多数时候在2年以下，意指那时期帝国内部基本和谐，处于太平盛世；而公元150年后，这一指标停留在4年之上，最高时达到10年，也就是说，“最佳气候期”之后，罗马帝国每10年中至少有4年处于动荡，最糟糕时期是年年动乱。

时代的纷乱会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历史学者们也用其他量化指标做判断，比如出土的窖藏货币数量，以此反映当时社会的稳定程度；在非常时期，个体可能将金银埋入地下以实现避险，即使自己暂时没机会去挖掘，也会告知近亲今后将这笔财富取出。无主窖藏的大量存在，意味着许多人还没来得及交代后事就已经死于非命！据克里斯琴森（E.Christiansen）的统计，罗马境内发现的无主货币窖藏中，来自公元150年前的数量很少，而窖藏数量从公元150年起骤然增加，并在公元250—300年间攀上最高点。气候风险事件带来生存挑战，在帝国内外引发动乱与冲突，在顶层和底层都造成更频繁的死亡。作为古代西方文明至高点之一的古罗马，其风险应对力尽管优于同期其他社会，但总体还很有限，这也是为什么宫廷谋杀、战争冲突和血腥暴力文化仍然流行。第十章会谈到古罗马金融避险工具的话题。

让我们再回到汉帝国。由于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尚缺，还无法在微观层面对汉代人的生活水准变化给出肯定结论。比方说，时人的身高数据目前还十分零散；收入和物价数据多限于对“典型”汉代农业家庭的分析，抑或是跨朝代的粗糙比较。在人口规模方面，现有著作在推算汉代各时点人口时，常会借助灾异记载做调整。以这些数据论证风险事件与人口规模间的关系，所得结论未必可靠。不过，研究汉代人口变化的主要著作，均承认自然灾害是导致当时人口减少的主因之一。

尽管如此，风险冲击人们的生活并进而催生暴力，仍可透过间接记载得以管窥。汉代鲍宣曾概括过“民亡”和“民死”的七种情形。“民亡”中的第一条是“阴阳不合，水旱为灾”，“民死”中的第六条和第七条分别是“岁恶饥饿”“时气疾疫”（《汉书·鲍宣传》）。前面借助图1.8谈到，西汉后期，气候开始转冷，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史书有颇多生民因此涂炭的记录，仅王莽执政年间，就有“陨霜杀菽，关东大饥”“枯旱霜蝗，饥馑荐臻”等多处记录（《汉书·王莽传（下）》与《汉书·食货志上》）。东汉中后期，各类灾异更为凶猛。杨振红总结道，“这一阶段的自然灾害以多种灾害并发为典型特征”，水旱、地震、人疫、牛疫等灾害均频发，迫使众人走向暴力抢劫，诸如“杀人民”（《续汉书·天文志中》）、“百姓饥穷，流冗道路”（《后汉书·孝桓帝纪》）等记载不绝于纸。安帝在位期间无奈下罪己诏，写道：“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后汉书·孝安帝纪》）。无论是“寇贼”还是“戎事”，都因灾害风险而起。

当自然条件恶化至草根难以糊口时，抢劫、偷窃可能成为唯一活路，暴力在所难免。邓云特对此总结道，“我国历史上累次发生的农民起义，无论其范围的大小，或时间的久暂，实无一不以荒年为背景，这实已成为历史的公例”。汉代官员已熟知这一因果，如魏相所言：“夫风雨不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汉书·魏相传》）。王莽年间，灾荒初起时，政府尚有能力通过蠲免租税、救助疾病、安葬死者等方式，积极参与救灾；然而，在接连不断的严重灾害面前，即使政府能干，面对如此糟糕的局面也是束手无策。到最后，王莽只能下派官员，教百姓“煮草木为酪”，“诸能采取山泽之物而顺月令者，其恣听之，勿令出税”（《汉书·王莽传（下）》）。即便如此，政府也没能阻止赤眉军首领“以饥馑相聚，起于琅琊”（《汉书·王莽传（下）》）；同期，“南阳荒饥，诸家宾客多为小盗……刘秀……于是乃市兵弩。十月，与李通从弟轶等起于宛”（《后汉书·光武帝纪》）。从图1.8看到，当我们把两汉期间每10年农民起义次数对气温变异做回归分析ii时，显著程度超过99%：气温越低，起义次数显著iii越多。

最后，我们借助两位历史学家的评论来总结东方汉帝国和西方罗马帝国这两个案例。对汉帝国，“两汉时期灾害的波动与王朝的兴衰走着完全相同的轨迹。若以曲线来表示，两条曲线基本是重合的”；对罗马帝国，“气候从多个方面，造就和瓦解了（罗马）这一历史上最耀眼的文明。罗马几乎是（环境变化）的一面镜子，一把量尺”。如果说古代世界最强盛的两大帝国都无法逃脱自然风险的捉弄，其他社会在更长时段内更加无法摆脱灾害风险的折磨，眼睁睁看着风险事件招致暴力冲突甚至战争，就一点也不奇怪。一旦暴力是经常性的求生手段，其社会文化就自然做出回应，变得更加崇尚残酷暴力；文化就是对生存需要的一种反应，包括罗马人的“血腥娱乐文化”、鲁迅痛批的“吃人文化”，都是顺应社会存在的一种反应。只有在人类创新较好地解决了风险挑战之后，文明才会取代暴力，成为新的社会文化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