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们无法解决自己视而不见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能是一名受害者，一个受到不公平的工作环境伤害的人。我更不会想到自己有可能成为一名加害者，也就是给他人造成伤害，或者在加害过程中推波助澜的人。所以，我从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的职业生涯一直高歌猛进，一路上走来，或许我有时候被人高看了，有时候又被人低估了，但这些优势或劣势都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如果5年前你问我，身为一名白人女性，这个身份是否对我的工作产生了影响，那么我会完全不假思索地回答：“没什么影响。”
我写了一本书，名叫《绝对坦率：一种新的管理哲学》。作为“绝对坦率”这个观念的倡导者，我非常难以启齿，但我确实是在逃避这个问题。我在很多大城市工作过，包括孟菲斯、波士顿、纽约、旧金山、巴黎、莫斯科、耶路撒冷、普里什蒂纳等。我曾经管理过跨国运作的团队，覆盖日本、中国、澳大利亚、印度、爱尔兰、巴西、墨西哥。无论我身处何地，我都是一名白人女性。我永远都只会是女人，无论身处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因性别而产生的不公平总会存在。我当然也享受了很多让生活变得更舒适的特权1，而这些特权展现的形式往往是我不愿提及的。我生为白人，但世界上总会存在因肤色而产生的不公平。我生在富裕之家，但世界上总会存在因经济状况不同而产生的不公平。我生来就是异性恋，但世界上总会存在对同性恋的歧视。
为了向大家充分揭露我当时否认这种问题的程度有多深，我先给大家讲讲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中发生的事。这些事发生在1991年，当时我23岁，人生第一次受雇于一家私募基金公司。
所有的故事都要从我们办公室里流传的一则小故事说起。罗伯特2是这家公司的CEO（首席执行官），他总喜欢给同事讲公司当时的苏联合伙人带他去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的故事。我第一次（当然不是最后一次）听到这则故事是在一次策略研讨会结束之后。以下是罗伯特讲述的版本。
“芭蕾舞终于跳完了，弗拉迪米尔朝我这边侧过身子，悄悄地问：‘罗伯特，你喜欢芭蕾舞演员吗？’”
罗伯特一边讲一边模仿他当时震惊的样子，他回答说：“当然喜欢。”
苏联工厂的主管紧接着追问：“罗伯特，你得说清楚喜欢哪一个？”
当讲到这里的时候，罗伯特环视了一圈在场的同事——当时有3名年轻的男性和我1名女性——以不可置信的表情说：“这家伙竟然提出可以把我喜欢的芭蕾舞演员送到我的酒店房间去！”
在场的男性都大笑起来，一半出于羡慕，一半出于难以置信，我则觉得五内翻腾。怎么会有人觉得这种想法是有趣的？
一位在场的男同事追问道：“你让他兑现承诺了吗？你觉得他真的可以做到吗？”
说到这里的时候，罗伯特特意朝我这边瞥了一眼，然后义正词严地对那位男同事说：“当然没有。我从来不是那样的人。不过，我觉得他可能真能做到。”
年轻的男同事一脸艳羡，我则感到了深深的恐惧。
罗伯特似乎认为自己没有答应苏联工厂主管的邀约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但他绝不是这个故事中的英雄，我知道他和在场的其他男士都明白贩卖人口是不道德的，这和我坚信的理念是一致的。但是，当一位生意上的合伙人声称可以为罗伯特提供他喜欢的任何一名舞者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我自己也没有反对。罗伯特就这样轻描淡写地把这整件事包装成一则“有趣”的逸事，似乎听众的哄堂大笑使得整件事都变成了虚构的。这就是我们对现实的否认。
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没多久，我发现我的收入比市场同岗位的人低很多。一位从事同类型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她的薪酬是我的4倍。我的朋友告诉我，她的薪酬才是市场同行水平，也就是这个岗位男性的常规收入水平。当我向我的上级托马斯提出这个疑问的时候，他竟然宣称：“这个女人一定和她的老板睡过！”这当然是胡说，而且我当面就反驳了托马斯。在我向托马斯提出加薪要求后，他的反应似乎在说，我把他放到了一个难以和公司CEO罗伯特相处的位置。罗伯特是我们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传奇人物，他以逆向投资著称，而他的暴脾气也广为人知。我怀疑当时托马斯并没有想到，我敢直接去找罗伯特谈这个问题。
后来一有机会，我就向罗伯特提出了面谈的请求，很快我便得到了和他在会议室里面谈的机会。他坐在自己非常舒服的老板座椅上，挺着个大肚子，顶着一头凌乱的花白头发，看上去就像圣诞老人一样和蔼可亲。他指了指自己对面的一个小木凳子，示意我坐那儿。刚开始谈话的时候，他的态度还是非常和蔼的，不过也有可能是习惯性地居高临下。“你知道我们的苏联合伙人都把你称作我的秘密武器。”他边说边放声大笑起来，我也跟着赔笑，但是这句话其实并没有那么有趣。在我提出了想要加薪的请求之后，他的态度可谓急转直下。圣诞老人哪里还存在呀！现在的他，看起来就像一只要捕食的猛禽。他那能够穿透人性的目光和紧紧拧在一起的眉头清楚地表明，他自己不习惯被人挑战，特别不喜欢被我这样的人挑战。他眼睛都不眨地盯着我看，就这么过了好像很长时间。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自己的工资过低。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给你加薪的话，这对团队里的其他人就是不公平的。”他斩钉截铁地说道，并把双手放在了座椅的扶手上，似乎随时都可以向我扑过来。不过，我来找他谈之前是做了准备的，我既有从我的朋友那里搜集的同行数据，也有整个行业平均薪酬水平的数据，我强迫自己把搜集到的数据摆在他面前。可想而知，我搜集的数据进一步把他激怒了。
“如果我付给你那么高的薪水，那么你挣得比我女儿还多。我知道你不想在我和我女儿之间横插一杠。”这句逻辑完全无法自洽的话，让我觉得非常荒唐。我甚至都懒得去说，他女儿是一名教师。解决教师收入不足的方法不是降低金融行业女性的薪水，而是降低金融行业男性的薪水。我不敢这么说，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罗伯特已经很愤怒了，基本达到了癫狂的状态。我们的对话就这样突然终止了。
时至今日，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我现在知道了，罗伯特当时的这种反应，是非常典型的“煤气灯效应”3。但是，在我23岁的时候，他那么不理性地拒绝我的请求，甚至让我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做错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我没有理解老板的某些意图。非常不幸的是，煤气灯效应是有效的，除非你知道如何去应对它，但当时的我是不知道的。在那之后，我还一直努力说服自己不要去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
我们这个团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莫斯科和苏联合伙人一起工作。在莫斯科工作的时候，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地点就在苏联国防部提供的一所大房子里。我和我的老板托马斯经常一起出差，几乎走遍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各个角落，吃饭也总是在一起。有一次他向我坦白，自己患上了严重的慢性病，他担心自己都活不过40岁，我听到之后就一直担心他的健康问题。某天晚上，我们熬夜加班做一些财务数据的预测，他突然就亲了我，然后自顾自地哭了起来。他告诉我他还是个处男，而且担心自己会死为处男之身。而我用实际行动确保他的担心不会变成现实。很多朋友后来都告诉我，我被耍了。或许我真的被耍了。但无论如何，时至今日托马斯也还活得好好的，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感到欣慰的。我不会刻意诅咒他，但我希望他会因自己的行为受到惩罚。
和自己的老板上床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承认这个错误，至少承认其中一半的错误。但问题是，我成了承担所有罪责的人。罗伯特在听说了我们俩的私人关系之后，让托马斯通知我搬出莫斯科的集体宿舍。托马斯遵照执行了。在我看清了托马斯不是一个会为我争取利益的老板之后，我自己去找罗伯特谈。罗伯特则告诉我：“苏联是一个有强烈性别歧视的社会。我担心苏联政府如果发现我们安排年轻的女性住在集体宿舍里，就会觉得我们的管理有问题。”
我当时愤怒到说不出话来。罗伯特让我自己到外面去租房子，这就是直接把我置于危险境地。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不得不通过非法的方式，在苏联管辖下的莫斯科去寻找可以租住的房子，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美国大使馆曾发出警告，美国人在莫斯科的地铁线上有可能遭遇危险。由于当时莫斯科没有靠谱的出租车服务，因此我只能自己在街边拦截过往的车辆去上下班。我的一位朋友因为当时载她的司机拉着她绕道穿过一个荒废的公园，而不得已从一辆正在高速行驶的车上跳下来。
我最终还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非法的出租屋，然后每天像撞运气一样找通勤的车辆，也说服自己不要去想自己遭遇的这些经历多么不公平，以及当时的情况是多么危险。我甚至在之后的几个月里还一直和托马斯保持着恋爱关系，直到有一天他又哭着跟我说自己深爱的女人并不爱他。他似乎认为我当时会拥抱他，并且告诉他所有的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因为我是如此深爱他。而这一次，他终于撞到了我的冷漠4和我的尊严之间的那一堵墙。我果断地和他分手了。不过，不幸的是，他仍然是我的直接上级。
在这种你情我愿的男女关系当中，如果其中某一方比另外一方具有职位上的优势（其中一个人是另外一个人的上级），那么这种关系通常会成为心理虐待，尤其是在关系终结之后。我和托马斯的这段关系也不例外。有一天晚上，我正坐在出差住宿的酒店大堂读报纸，托马斯从我身边走过，直接从我手里抢走报纸，大声对我说：“主管优先于分析师。”他已经对做这种事情感到习以为常了。
托马斯的老板弗雷德当时也和我们一起出差，他目睹了这个事件，然后跟着我一起走进了电梯。弗雷德知道我和托马斯的恋爱关系，而且也曾努力想把我转到另一位经理的手下。我们曾经讨论过我的薪酬问题，他还帮我争取到了小幅度的加薪，从此之后，他成了我信任的一位导师。
弗雷德说：“他刚才的表现真让人恶心。”他说话的语调里充满了同情，我听了之后，愤怒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
此时，电梯刚好停在我住的那一层，我点了点头，表示对弗雷德的认可。我一直数着数字来控制自己的感情，这是读高中的时候从数学老师那里学来的一个小妙招。弗雷德展开自己的双臂，示意我给他一个拥抱。一方面是出于对他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一个拥抱可以让他看不到我的眼泪，所以我直接就投入了他的怀抱。而接下来我感受到的是他已经勃起的阴茎正贴在我的身上。谢天谢地，当时电梯门开了，我惊恐地逃出他的双臂，飞速跑向自己的房间。我从没像当时那样感受到孤立无援，但我仍然把这整件事儿抛诸脑后。5我认为经历过“#MeToo”反性骚扰运动的年轻女性，如果在当前这个社会还遇到了这样的事情，那么一定会有充足的勇气做出不同的反应。不过，我们不能把我的这种想法当作理所应当。同样的情况仍然在发生，而且也很难有人立刻做出恰当的回应。
几个星期之后，罗伯特来到莫斯科，同行的有他的得力助手彼得，还有公司的一位合伙人埃米特。我注意到埃米特一直在读一本书皮都已经发黄的《傲慢与偏见》。看到他正在读我最喜欢的一本小说，我决定要和他来一次开诚布公的对话。我们从书的内容开始，一直谈到了现实问题。埃米特也同意，我现在的薪酬即便算上最近一次的小幅度加薪，也只达到了市场一半的水平，在这一点上是不公平的。而且他也对我说，对于我被赶出公司集体宿舍这件事情，他感到非常震惊。他私底下说：“在这件事情当中，看上去托马斯才应该是被赶出宿舍的人。”他还跟我说，他已经跟罗伯特谈论过这件事情了，但是没有得到正面答复。虽然他的干预并没有提升我的收入或改善我的居住条件，但对我而言，这已经是很大的帮助了。他让我证实了自己正在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对我来说，埃米特就像一棵救命稻草。那段时间，我经常会在凌晨3点惊醒，被这一天工作当中各种纷繁的思绪和愤怒的感情惊醒，我总是在思考：我是整个事件中不理性的人吗？还是说身边这些男人才是不理性的人？现在知道有人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一样，这才能让我在夜里睡得着。
埃米特提议我应该和彼得谈一谈，因为彼得在公司有很强的影响力。我去找了彼得，他确实对我的遭遇充满了同情，而且也提出我们应该找一个晚餐的时段深入探讨一下。我同意了，而且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或许所有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几个小时之后，彼得跟我说，他没有在当时预想的餐馆订到位置，只好带着吃的东西来我住的公寓。这听上去有点儿不太对劲儿，但我也不知道如何拒绝他。
他带着食物来了，我们面对面坐在餐桌的两端，他再一次表达了对我现在处境的深切同情。他说我们身处的是一个压力很大的行业，这种压力对女性而言是很难应对的。如果是他自己的妹妹，他不会让妹妹遭遇我现在的处境。我回应道，我现在并没有感到压力很大，只不过对于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薪酬这件事感到很愤怒。彼得点了点头，但是他说话的语气开始发生变化。他说自己在乡村长大，在那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得不到自己应有的薪酬。而且他们当时的经历，对我这样的美国人而言，可能都不敢想象。我看穿了他想做的事情：只不过是想让我对提出加薪的这个请求感到有深深的负罪感——当我看到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活得不如我的时候，我怎么能提出这样过分的请求呢？我同样看出他是一个伪君子，因为他自己的薪酬大概相当于我的20倍。如果是一个男人和我干同样的工作，他的薪水就会是我的两倍。如果他现在面对的是个男人，他就不会用这种引起负罪感的故事去开解他。即便我心里知道他在做这种事，他的方法还是产生了效果。我逐渐感到自己是一个利欲熏心，而且很爱出风头的人。
就在此时，在我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站到了我的身后，开始为我按摩肩膀。我只能僵硬地坐在那儿：惊恐、瘫软，而且恶心。
人们总会批评女性，当遭遇这种情况时，为什么不立刻离开。但这个人是当时公司里最高管理层当中的一员，他看上去对我有无限的控制力。而且当时他就在我的公寓里，我又能去哪儿呢？
彼得只花了30秒——对我而言是极其漫长且令人不舒服的30秒——越过我的肩膀，触摸到我的胸部。这让我迅速反应过来。我跳了起来，打开公寓大门，以风一般的速度冲到了大街上。我边跑边回头看，确保他没有跟踪我。当我在莫斯科寒冷的夜风中漫无目的地游走时，我开始嘲笑自己，并且设想彼得一个人留在我的公寓里会显得多么傻。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自己一个人漫步在莫斯科夜间的街头，甚至比留在自己公寓里和自己公司的高管身处一室更安全。
不用多说，加薪这件事压根儿就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
我当时有向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举报这些事件吗？并没有。当时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担心我和托马斯的个人关系会成为影响我的一个负面事件。很多人都会说，弗雷德和彼得都知道我和托马斯私底下在谈恋爱，他们俩会认为，既然我已经跟托马斯纠缠不清，我就有可能也和别的同事纠缠不清。我知道这完全是胡说。仅仅我和托马斯有恋爱关系，并不能代表我给了弗雷德在电梯里对我毛手毛脚6的权利，也不代表给了彼得触摸我胸部的权利。但我知道这种荒唐的指控似乎会起效，就像当时罗伯特用煤气灯效应否决我加薪的请求一样。这是一场我完全没有胜算的战争。
如果我向人力资源部举报这些事件，那么不仅我的人品会遭受质疑，我的工作能力也会遭受质疑。通常情况下，人们对发出性骚扰举报的女性说的第一句话是：“先确保你自己的行为不会受到指摘。”无论我在工作当中遭受了怎样不公平的对待，我总是能够做出很好的业绩。但我们也要面对这个现实：任何人都不可能在遭受不公平对待的前提下，交出完美的工作业绩。在我之后的一份工作当中，我能够交出很好的业绩，因为我创办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两年之内公司就达到了每年1亿美元的资金周转量。我深信，良好的工作环境是我取得成功的关键。如果罗伯特给我提供了公平的薪酬待遇，并且在公司内设置了各种机制，来遏制彼得和弗雷德的侵犯行为，那么这些或许是他一辈子做过的最好的投资。这是通过一种管中窥豹的方式，来向你解释为什么多元化且关系融洽的团队对企业而言是最好的选择。
再说回来，我为什么没有向人力资源部举报罗伯特的行为？因为我当时才23岁，职业生涯刚刚起步。罗伯特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CEO和绝对大股东。在这个公司里，没有人能够钳制他的权力。我最终决定，自己能做的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这个鬼地方，重新找一份工作。埃米特，也就是曾经为了我的薪水对罗伯特进行过干预的那一位合伙人，介绍我去了另外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以市场应有的薪酬水平，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当罗伯特听说我要离职的时候，他还主动找我谈话。这次他仍然以非常愤怒的态度，说我是一个完全不忠诚的人。我再一次感到非常无言。我心里真实想说的是：“你他妈让我表示什么忠诚？你这个人把人口贩卖当作笑话，给我付的钱又不够，老娘要加薪的时候，你还骂我。在你的保护伞之下，公司高管能来公寓侵犯我，还能用他们的下体在电梯里摩擦我，而且举报都没有用！”
非常不幸的是，我一句真心话都没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如果讲的话，可能会被迫去精准地描述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而我怀疑如果我用非常准确的词汇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我自己就会感到非常羞愧，弗雷德和彼得反而都不会承担相应的后果。
所以，我当时非常简单地回答他：“罗伯特，他们给我开了两倍的薪水。”
他立刻质问我：“所以对你而言，赚钱就意味着一切，是吗？”这话问的，好像他自己从事金融行业就不是为了赚钱一样。甚至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只要一个女人想要争取一份相对公平的薪水，她就有可能是靠不住的。
这是我离开大学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当我辞掉这份工作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低落的。我在这家公司所经历的所有事情，总体感受像是同一件事，但每一个事件又是相互独立的，每一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我没有办法把这些事的逻辑串联在一起。对我而言，去批评苏联存在的各种问题，似乎比承认自己身处的工作环境存在问题要更容易。承认苏联的体制存在各种不公平和低效的现象，对我而言似乎更为容易，因为这些问题与我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社会的不公平——包括囚禁持异见者以及对芭蕾舞演员的人口贩卖——就是导致这个社会体系失败的重要原因。另外一些现实问题——比如说在莫斯科，卫生纸和面包都很难买到——也是造成这个体系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一个如此腐化并且丧失了基本功能的政体是如何维系了那么长时间的，对我而言这一直是一个谜。而对这个问题的好奇，也是促使我到商学院读书的原因之一。然而，在后来的多年间，我一直没有意识到，我这一生都致力于打造一种能够让人们发挥出自己在工作方面最大潜力的环境，并且让人们热衷于开展自己最喜欢的工作。这种兴趣其实来源于我自己在这家私募基金公司的个人经历，而这家私募基金公司随着苏联的解体也倒闭了。
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如此令人迷惑，以至于后来我花了30年的时间，才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把自己在学术方面的问题和在工作环境中遭受的不公平对待结合起来分析。这本书就是研究这套理论所获得的成果。
现在，我已经可以逐项分析在当年这一份工作中我遇到的各种问题，并把它们分解成独立的部分，然后针对每一个部分提出应对的方案。我当年所经历的工作上的不公平对待，在当时看来可能是大到无法面对的，但好在我现在已经是个过来人，已经能够理解这些问题，并且清晰地认识到这些问题并非大到不可解决。工作环境的不公平主要体现为6种问题：成见、偏见、霸凌、歧视、骚扰和肢体侵犯。本书将针对以上各种态度和行为，告诉领导者、旁观者、受害者甚至加害者如何朝着公平的工作环境努力改进。所谓公平的工作环境，就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相互协作并尊重个性的环境。本书还将探讨这些态度或行为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分析领导者如何通过自己创建的体系来强化这种不良的互动关系，或打断这种关系。
因性别差异而引发的不公平对待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这种不公平现象会受到工作环境当中以及来自工作环境之外的其他类型的不公平现象的影响，同时也会对其他的不公平现象产生进一步的影响。成见、偏见、霸凌、歧视、骚扰、肢体侵犯等，施加到我身上的形式或组合与施加到其他受害者身上的组合方式是不一样的。与工作环境当中的不公平现象做斗争，只有我们勠力同心，一起向前，才能够成功。我不可能只考虑作为一个拥有高等学历的异性恋白人女性所遭遇的经济问题；如果这么做，本书想要讨论的问题就可能无法解决。7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分析工作环境不公平现象最好的切入点是金伯利·克伦肖提出的交叉路口事件8，比如性别不公与种族不公的交叉点，又比如性别不公与经济不公的交叉点，再比如争取女权运动与争取同性恋权益运动的交叉点，还有就是承认语言可能给残障人士造成成见与承认语言可能对女性造成成见的交叉点。9
对我而言，这些交叉点会令我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在任何一个交叉点上，我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我从不想成为这两者当中的任何一方。但是，我们不可能修补自己都视而不见的问题。只有当我认识到自己的特权对别人造成了伤害的时候，我才能放弃这种特权。这些交叉点或许让我感到不安，但它们同时是给我带来最多疗愈的地方，是我发现最多人生智慧的地方，也是我能够自由呼吸并且观察到事件本质的地方。当我推动自己克服了这种不适感，我可以感觉到自己肩上一种陈旧的负担被卸下了。也正是在这些交叉点上，我才为工作环境的打造找到了既实用又有道德指导意义的智慧。
公司或者工作单位里出现的不公平现象，不仅仅是不公平那么简单，它们同时也会造成机构的低效运转。麦肯锡发布了一项研究：“在我们采集的数据样本中，从性别与文化背景多样性方面判断，处于末尾1/4的企业比样本当中的其他企业获取平均收益率的概率低29%。简而言之，这些公司不仅不能引导行业发展，还严重滞后于全行业的发展。”10高度同质化团队的业绩表现是不佳的。
高度同质化的团队总是会出现人员属性不断同质化的情况，因为团队里的人拥有的人际网络都是一样的。负责招聘的委员会更愿意招聘能力不怎么样却有社会关系的人。如果你没有社会关系，那么无论你的工作技能有多强，都很难闯进这种企业的大门。11
如果企业的工作环境不具备包容性，那么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即使进入了这样的企业，也不可能发挥自己的潜力。就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在被性骚扰之后，我就不可能再为这家公司尽力工作。而这进一步强化了对我这样未被充分代表的弱势群体的成见，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人并不擅长自己正在做的工作，但这样的成见会进一步影响未来雇用新员工的决策。如此循环往复，公司就会形成高度同质化的团队，从平均表现上来讲，其远比多元化的团队要差。公司的创新力与生产力都会受损。12如果你不曾拥有多元化的团队，你就不会惋惜失去多元化的损失，但如果你的竞争对手拥有多元化的团队，那么等到大家对比收益的时候，这种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出于坚守道德和工作中经世致用两方面的原因，我们都应该在创造公平工作环境的过程当中发挥作用。我意识到不能指望受害者来改变局面，所以我会给受害者提供应对的策略。我会给那些观察到工作中存在不公平现象的人提供策略，教会他们如何变成仗义执言者，而不仅仅是旁观者。我还会让那些造成伤害的人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对一个团队的协作能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对领导者而言，他们可以从我的建议中学习如何有效应对这些问题，同时学会如何预防这些问题的产生。
本书讨论的主题是我们现在能够采取的措施，一些能够创造公平、有效的工作环境的措施。我不可能解答全世界所有人遇到的每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种不能解答一切问题的事实就放弃努力。我们如果不加以干预，就只会放任不公平的现象随着时间不断恶化。不公平的互动或者不公平的关联总是会发生的，但并非不可避免。我们可以学会如何去观察没有被人们仔细检验过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检视它们是否会真正造成伤害。我们可以承认现在已经创造的体制或体系会给不公平现象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改变这样的体系。如果我们能够主动采取一些措施来创造出大家都互相尊重，能够有效地共事的工作环境，那么我们一定也能享受工作的过程，喜欢我们的同事，做出更好的决策，从而获取更大的成功。13
我将在本书中探讨我们如何实现公平工作，而探讨的方式就是从我个人在职业生涯所经历的故事出发，告诉大家我处理得当的事情，也告诉大家我处理失败的事情。这本书实际上就是重新梳理我的人生经历，以期能够让其他人对照我的故事来处理自己所遭遇的事件。当然，也是为了帮助我们共同建起一个更平等的工作环境。正如作家、设计师凯特·福尔摩斯曾写过的：“推己及人。”14
既然你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读到我的很多故事，那我不妨再多介绍一下自己。虽然开头给大家讲了一个在我人生起步阶段不幸的故事，但总的来说，我的职业生涯是幸福而成功的。这种幸福和成功不仅来源于我自己的努力工作，同时也因为在很多不同的维度，我都自动获得了包容并被高估了。我自出生之日起就是一名白人、异性恋、美国公民，我身体健康、经济状况良好，但这些条件并未让我自动变成一个有罪之身；同时，如果我不承认，更不用说去分析，没有这些特权条件的人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那么那也是一种错误的生活态度。并不是说作为一名女性，我就是受害的一方；但是，如果否认工作环境对我作为一名女性造成的伤害，只会使我和其他的女性处在一个更容易受到伤害的境地。写这本书是我对这些不公平现象进行理解的过程，也是对自己过去否认这些问题存在的错误态度不断进行纠正的过程。
我出生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我的父母分别是律师和家庭主妇。我家里所有人都上过大学，至少在我能追溯到的双方亲属当中都是这样的。我家里的所有成员都是白人，他们早期来自英格兰或爱尔兰。作为一名基督教科学派的教徒，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我上的都是本地的圣公会私人女子学校。我从5岁开始所经历的所有教育，都是为了将来有朝一日能上大学。在许多有责任心的老师的督促下，我在经历了无数的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预备课，以及完成成百上千的作业之后，以一个普通人的智商考入了普林斯顿大学，主修俄国文学。我的父母和祖父母出资供我上大学。我毕业时没有任何的助学贷款，这让我有充分的机会去体验风险，而这些风险也确实带来了很好的收益。我出生之时所享受的特权不断地叠加，最终给我带来了好处。
1990—1994年，我在莫斯科生活和工作。这是我首次获得管理经验的地方，我开了一家钻石切割工厂，也是我人生执着于优秀管理策略的开端。在我的观察中，有些工作环境可能给员工造成痛苦，获得的是不尽如人意的业绩，而另外一些工作环境给员工带来的是愉悦的心情，并且员工能有很高的办事效率。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我执着于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于是先去上了哈佛商学院，之后在两家科技型创业企业担任CEO，然后又到谷歌和苹果公司担任高管，后来还给多宝箱、Qualtrics、推特等公司的CEO担任私人培训师。最终，我把自己所学的经验写成了一本书，名叫《绝对坦率：一种新的管理哲学》。
出版《绝对坦率：一种新的管理哲学》的时候，我曾经开过一个玩笑，说这是一本具有反叛精神的女权主义专著——只不过关于女权主义的宣传全都藏在了字里行间。现在回头看，我感觉有些尴尬，我没有意识到当时这样写书是一件很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在一本主题就是关于坦率的书当中，我用非常隐晦的语言传递了关于创造公平工作环境的信息。当时的我可谓言行不一。
《绝对坦率：一种新的管理哲学》这本书在一个方面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倡导工作环境到底应该变成什么样子。当我们从人的角度出发去互相关爱，在工作当中能够直截了当地沟通问题时，我们就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能会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但如果我都不能承认工作环境当中各种不公平现象的本质，我就无法创造彻底避免这些不公平现象的工作环境。所以，当我遇到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事情时，这个问题就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绝对坦率这种工作方式是行之有效的，但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适用。
许多女性告诉我，如果采用绝对坦率的工作态度，可能面临的风险太高。有一位在大型跨国石油公司工作的女士在我新书发布会的现场举手发言，她说她生来就坚持绝对坦率的工作态度，但这种工作态度使她失去了一次晋升的机会。我承认，她描述的这种现象是可能存在的。当一名女性表现得绝对坦率时，人们经常会给她贴标签，叫她婊子，说她好斗、盛气凌人等。除此以外，能力与受喜爱度之间的关联性偏见也是真实存在的。绝对坦率的工作态度可以帮助你在工作当中表现得更有竞争力。但对女性而言，表现得绝对坦率可能会遭遇挫折：当一名女性能力越强的时候，喜欢她的人就会越少，其中还包括她的老板。如果你的老板都不喜欢你，那么你获得晋升的机会肯定就更少了。但这能不能构成我们放弃提升个人能力的理由呢？当然不能。这令女性陷入了一个不公平的、不可逾越的陷阱。当我承认这种现象存在时，我在这位女士的脸上看到了放松和感谢的表情，同时在现场的男性观众脸上看到了他们受教育的表情，这都让我终生难忘。
相似的成见对于采用绝对坦率工作态度的人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在我主持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名叫詹姆斯的男士向我讲述了，当我和他分别采用绝对坦率的态度对待别人时，我们俩得到的反馈是截然不同的。他说的也是实情。我是一名身材较矮的白人女性，他是一名身材很高的黑人男性。我们遇到的共性问题是：很多人通常会根据我们的身高、性别、肤色对我们形成先入为主的成见。受这种成见的影响，人们很容易误解我们说的话，或者低估我们的能力。我们两个人都遭遇过成见、偏见、霸凌、歧视、骚扰和肢体侵犯，但我们遭遇的形式不完全相同。如果我草率地说可以用我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他遇到的问题，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与此同时，在聆听他遭遇的过程当中，我确实也学到了一些处理问题的新方法，而我也希望我的故事能够给他启发。
黑人女性告诉我，相比白人女性，采用绝对坦率的工作态度对她们更加有风险。有一次，我在一家公司做内部培训，公司的CEO米歇尔是一位黑人女性，她向我坦白，如果要用绝对坦率的态度提出意见，那么一定要绝对谨慎。她解释说：“但凡我看上去有一丁点儿的烦躁，身边的人都会说我是一个易怒的黑人女性。这是一种古老的刻板印象。”15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认识她已经快有10年的时间了，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表现得非常愤怒，也没有看见过她感到有压力。这种压抑自己情感的行为对她造成了怎样的伤害？为什么我之前就从来没有注意到她为保持在公司的身份，付出了这些额外的成本？
绝对坦率的工作态度是行之有效的，异性恋白人男性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容易践行这种工作态度，而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即便如此，异性恋白人男性这个群体还是觉得采用绝对坦率的工作态度让他们感到不安全。在经过一系列个人谈话和小组讨论之后，许多男士告诉我，采用绝对坦率的工作态度会令他们感觉与女性同事相处充满了风险。一些异性恋的男士担心，如果展现出“个人层面的关心”可能会被误解为对女同事有爱情或性欲方面的想法。另外一些男士则说，他们采用绝对坦率的工作态度有可能被看作“以男性的角度居高临下地说教”。当然，居高临下的说教极少被用作拒绝男性晋升的理由，但是“好斗”经常成为拒绝提拔女性的理由。无论如何，这些担忧都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要解决工作环境当中不公平现象的问题，我们就必须把这些担忧提出来讨论。
一位名叫约翰的男士向我讲述了在他们自己的一次会议上，负责市场营销的高管苏珊将她的团队即将开展的重大市场营销行动定名为“惊雷行动”。这个名字用在大规模、大范围的媒体宣传上，听上去的确比较震撼，但约翰担心苏珊并不知道这个名字曾经在越南战争时期被使用过，而且是一次破坏力极强的轰炸行动，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亡。约翰担心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会被认为是居高临下的说教，所以他缄口不言。
我很了解苏珊这个人，我确定她如果获得了约翰的建议，就一定会心存感谢。同时我也知道，约翰其实非常在意为与自己共事的其他人提供机会，他并不因为性别而对人有所区别。他保持沉默并不是为了惩罚苏珊，而是发自内心地不愿意被当作爱说教的人。这种担忧和不信任侵蚀了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对工作业绩、人际关系和团队士气都是非常不利的。
这本书既是为约翰写的也是为苏珊写的，既是为詹姆斯写的也是为米歇尔写的，既是为我儿子写的也是为我女儿写的。虽然我引用的很多故事都会以性别和种族作为出发点，但我希望解决问题的方案可以被应用到工作环境中不公平现象的方方面面。当我们学会如何打破某种特定的成见时，我们就具备了改变导致成见的潜意识思维模式的能力。当我们清除了误解以及与误解伴生的行为时，我们就能打造出一个更欢乐、更有效率的工作环境。
在大环境下追求公平工作
我从2017年夏天开始构思、写作这本书。在不断撰写的过程当中，世界性的大事件不断发生，不断揭露出导致工作环境甚至整个社会环境不公平的原因。想要对这些全球性的事件保持缄默变得越来越困难。“#MeToo”运动让性别不公前所未有地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之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揭示出经济和种族方面的诸多不公。布伦娜·泰勒和乔治·弗洛伊德的谋杀案更是刺激了美国本土出现大规模抗议针对黑人暴力行为的运动。
当我的丈夫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职责，孩子们通过网络视频在自己的卧室里接受教学的时候，我则退到自家后院的一个小屋子里，开始撰写这本书。我享受了新冠感染隔离期间的3项特权：首先是一位愿意承担起绝大多数家务活的丈夫，其次是有一个后院，再次是后院有一个建好的小屋子。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大萧条时期的水平，国会却在这个时间休会，并且没有向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失业救助。之后，加州发生了猛烈的山火，浓烈的烟雾迫使我从后院的小屋搬回到房子里。而在这个环境下，我很难继续构思《公平工作》的主题。
在这个背景下，我突然想到了6个月之前自己写下的一句话：“各类型的机构，鉴于它们体量较大，而且有能力推行自己的行为准则，它们有可能改变工作环境的文化，而工作环境是我们耗费了自己人生大多数时间的地方。”刚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理论是合理的。但现在回头来看这句话，它反而成了我在本书中所指的“漠视排他”的一个典型案例。当前有那么多人失业，而即便有工作的人，也对如何继续开展工作感到茫然。所谓的公平工作是不是我享受的另外一项特权？是不是其他大多数人都无法享有的？
答案是否定的。在当下这个环境里，追求公平工作比其他任何一个历史时段都显得更为重要。为什么这么说？无论情况是好是坏，维持较高的道德准则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工作岗位稀缺的时候，创造更多公平的工作环境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雇员更容易受到伤害。我们作为这个社会的成员，需要关注很多事情，比如一次经济危机，一次社会危机，或者一场环境危机。我们没有时间到处闲逛。公平的工作环境带来的不仅仅是公平，同时也会带来效率。不公平的工作环境不仅是不道德的，同时也是低效的。
当我即将写完这本书时，我完全不知道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整个世界的局势会怎么样。美国经济是否会快速恢复到疫情发生之前的水平，就如大萧条之后迅速复苏？会不会迫使国家领导人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还是国家领导人会甘愿承担丢失人才的风险？大面积出现的失业潮，会不会导致目前有工作的人不愿意应对工作当中遭遇的不公平现象？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居家办公？如果真的居家办公，男士会不会承担更多的家务？美国会不会出现如20世纪50年代那样的家庭分工，从而使得女性无法追求公平工作？我当然希望答案都是朝着好的方向，而不是坏的方向发展。但目前出现的一些迹象表明，实际发生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不好的。《2020年职业女性报告》16指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每4名女性当中就有1名正在考虑换更轻松的工作，或者直接放弃工作。但是，目前这些社会趋势到底会带来怎样的冲击还很难说。
在当前这个年代，我明确知道的事实是：这个时代既充满了各种悲愤的情绪，也充满了各种乐观的情绪。目前已经有1 500万～2 600万17的示威者参与黑人平权运动，其规模还在不断壮大，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从这场运动当中，我们看到了全世界各地的人有机会团结起来，重塑现有的机构，其中就包括我们的工作环境。我们的社会当中存在各种不公平的现象，这不是什么新闻，只不过在这个年代，这些现象变得更为突出。当我们开始注意，并且能够确定这些问题的性质的时候，我们也就具备了解决问题的前提。182020年这个特殊的年份，让社会的不公平现象被充分揭示出来，迫使我们不能再忽视这些现象。我们应该抓住当前这个最好的机遇，团结起来，努力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
工作环境的不公平是一个我们必须同心协力解决的人类问题，它不应该成为一个导致不同种族之间的人互相对立的问题。我们要把争取公平工作环境当作一场文化斗争，这场斗争的双方，一边是致力于创造公平的工作环境的人，另一边是站在对立面的人。无论我们是谁，我们的职业角色如何，我们身处何地，我们永远都要有意识地参与到这场斗争中来。在这场斗争中，永远都会有我们可以扮演的角色，我们总是能发挥作用的。
时至今日，我相信更多的人已经意识到，所有的人——全人类——总是会低估一些人，同时又高估另外一些人。我们有可能对某些人做出了较低的评价，从而没有给他们发挥潜力的空间，同时也有可能提拔了某些不称职的人。这种工作环境中的倾向性通常都会导致工作的低效，并制造出不公平的现象。我想要达成的目标是，给每个人都提供能够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的环境，提供能够让他们享受与同事协同工作的环境，让他们从不公平对待所产生的低效和愤怒的情绪当中解脱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目标。据我所知，要想取得进步，就要先设定一个崇高的目标，然后不断衡量目标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再通过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来弥补这些差距。
在写这本书时，我做的最大的前提假设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消除工作环境中的不公平现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促使你来阅读这本书的原因可能五花八门：或许你受雇于一家公司，来帮助他们创造一个多元、包容的工作文化；或许你在担心如何对待整个工作团队当中唯一一位变性的同事；或许你突然发现，身边所有的团队成员都是白人男性，这个群体特征第一次变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你带着什么样的问题开始阅读这本书，我想达成的目标就是，当你读完的时候，你会获得分析具体问题的能力，并且能够利用多种策略解决问题，帮助你和你身边的人获得公平工作的机会。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