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莫以方书观《伤寒》

把眼光收缩到医学领域来看，说《伤寒论》仅仅是一部方书，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一个医生或学者对《伤寒论》的解读取决于其自己的思想，而没有哲学思维的人看《伤寒论》肯定是只着眼于其疗效，这个正是日本医家学习《伤寒论》从而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方证对应学说”的原因所在。人家是日本人，没有必要照搬或传承中国的文化，而我们作为中国人，首先要考虑这种医学解读怎么样传承自己的文化思想，而非仅观其疗效。如果疗效传了下来，而文化思想没有了，那只能说是传承了别人的文化。

以中国文化的观点来看，《伤寒论》无疑是仲景的创造性著作。经方早就存在，其疗效也尽人皆知，为什么仲景还要编次整理？在当前有些方证对应学派的学者看来，似乎仲景以六经这些抽象概念来整理经方都是多此一举了，甚至有人认为六经就是四经，三阴经可以归结为一经。他们认为只有保持经方的最原始的状态，譬如形成种种口诀，才能更好地传承发展经方。这种说法其实恰恰是基于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不自信或者是认识不深刻而得出的结论，他们不认为中国文化是体用合一的，并且觉得似乎用中国文化的精神来解读经方会损害经方的使用。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文化的“病”在医学上也一样不少地体现了出来。譬如缺少实证意识和严谨的创新思维，历代所谓的学术创新往往言过其实；医家的医案往往都写得脉证相符；医家的处方都自出机杼，天花乱坠，但不易继承……这些都是这种弊端的一些反映。但我已提到过，要甩掉这些包袱而继承其中的遗产，正是这一时代中国医学所应该做的事情。

当今学习中医的人中，大部分都是接受西方文化教育出身的学生，他们的思维方式天然地喜欢类似于使用说明书的经方使用手册，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使用经方的一种方法，并不是全部，甚至可以说它并不是最高明的方法。但我们不能求全责备，我们只希望能在这个时代，用他们看得懂的语言，把中国文化中的思想传播给他们，以期他们把这种使用方法中国化。

仲景是被中国文化“化”了的人，他有传承中医道统的情怀，这从他的序言中介绍医学的传承次序可以看出，他给出了他眼中的中医“道统”。如果原始的“经方使用口诀”真的那么好用，他为什么不直接搜集一本“经方汇编”？在他生活的时代，他再清楚不过医生们使用这些原始经方所存在的问题了，“文章合为时而作”，他正是为了提高医生使用经方的效果，或者说准确度，所以才“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这段话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伤寒杂病论》是医经与经方的融合，是对实用经方口诀的理论升华，其目的是“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仲景深刻地认识到没有理论统御的经方犹如一盘散沙，是零金碎玉，虽然有效但概率太小，虽然治好了，但医生病人也都不知道为什么好了，不能“见病知源”，只能“以方试病”。仲景是想让学者能够知其然，又能知其所以然，这才是仲景著作的划时代意义。

那么仲景编次经方背后的“六经”思想仅仅是《素问·热论》六经热病的医学概念吗？熟悉中国文化源流的人绝不会这么想。为什么《易经》的卦象是六爻？为什么孔子删定的中国文化遗产也是“六经”？六这个数字的意义应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重视。儒家的六经就是孔子保留的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由汉武帝的五经博士，到汉平帝时的六经，儒家的正统地位在东汉才真正被确立。六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集成，六经不绝，中国文化就不绝。那么“六经辨证”体系是否也可被看作是仲景为医学这个领域所做的“删诗书、定礼乐”的大事情呢？他是否希望中医学在这个正宗的体系内传承不绝呢？陈修园说“医门之仲景，犹儒门之孔子”，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六经体系，把中医学既有的核心思想全部囊括进来，那么仲景又凭什么能得到“医圣”这个称谓呢？“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 人、畏圣人之言”，仲景学说流传至今已无可争辩地说明了他是天命所在、是大人、是圣人，那么我们自然要对这个体系有十二分的敬畏！

中医学中蕴藏的中国文化才是中医学能够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文化思想一旦断层，其技术必然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即使留存下来，也所剩无几。日本医家怎么可能理解古圣先贤这种家国情怀？所以我还是奉劝诸位学习经方者，要用中国文化去“化”所学的技术，而不是被技术或外邦文化所“化”，“华夷之辨”看似排外，如果我们从文明与野蛮的角度去考虑，这其实是对人类最大的包容。在人类文明近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中国文化这个重要一极的缺席，从大航海之后到如今的西方文明的野蛮成分给人类带来了重大的灾难，现在的整个文明都需要东方文明中重视天地人和谐的思想去纠正这种缺憾。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医学同样如此，不搞清楚中医学承载的文化内涵，就很难在新时代的医学构建中发挥中医的优势。

当今经方学派的一些学者之所以批判中国“伤寒学派”，是因为中国学者把《伤寒论》“内经化”了。这种批判也有其积极的意义，即抖落历史上包裹在《伤寒论》上的种种包袱，恢复《伤寒论》的本来面目，以期更好地运用《伤寒论》，但有些矫枉过正了。然而说实话，即便是方证对应之学，其疗效也远高于历史上种种学派自创的新说。

不可否认，我们历来的学者因为要用中国文化去“化”中国医学，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知其所以然的推理过程。这就导致在用《内经》去阐述《伤寒论》体系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有不同观点，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是不正确的，由此也造成了《伤寒论》研究上的混乱局面，各种学派莫衷一是，对于后来者学习《伤寒论》造成了极大困难。譬如经方是否能治伤寒之外的外感病？能否治疗杂病？伤寒是否传足不传手？六经的实质是什么？厥阴病是什么？《素问》的“热论篇”与六经有什么关系？开阖枢与六经什么关系？五运六气与《伤寒论》有没有关系？凡此种种问题，都是历代学者争论的话题，而这些恰恰是历史的遗产，也是包袱。

很多学者一辈子陷在某些问题中无法自拔，很多学者毕生没有窥见仲景医学之门墙，这就导致仲景医学产生后的两千多年间，六经辨证体系并没有成为医学的主体。历代医家研究经方，但实际运用中却并没有以经方为主体，经方的威力并没有发挥出来，可以说仲景之学两千多年来都没有被准确理解，也没有被放到正确的位置上。积习既久，中医的临床距离医学的正道越来越远，清代的时候，像陈修园这样的有识之士才发出了“必烧尽后世医书，乃可读《伤寒》”的感慨。《伤寒论》的历史命运其实反过来说明了中医学的沉沦过程。我不太认可中医有很多东西失传了的观点，中医之大道早已在经典中表述无遗，失传的不过是细枝末节的技术而已，没什么值得留恋的！所以梳理《伤寒论》的相关话题，其实就是在对中医学的整部历史做一个系统的检讨。

当今的我们处在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有全球化的文明视野，自然应该比前人看得更高更远，也应该对《伤寒论》做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解释，每一次回顾过往，都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回望历史上伤寒学派留下的种种遗产或包袱，我们所要做的是尽量还原仲景运用《内经》《难经》体系去创造六经辨证体系的思想脉络。而一旦梳理清楚这个脉络，《伤寒论》与《内经》及中国文化的脉络就一目了然，历史上研究伤寒的包袱及中医学自身所存在的众多包袱也就自然抖落，遗产自然被继承，如此中医学才能轻松上阵，才能在新的时代、新的医学中，以中国文化的思想影响未来的世界医学，这才是仲景悲天悯人的真正情怀。

《伤寒杂病论》之所以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越来越受重视，仲景之所以成为医圣，正是因为其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无所不包的圣贤气象。圣人者，得人心之所同然。圣人说出了大家都认为正确的道理，如此才得以成为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