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书信的主题：母爱

塞维涅夫人书信中最为重要的，甚至唯一的主题，就是她对女儿的深情。母女远隔两地，她只能靠书信排遣孤单与思念：“今天由你开始，我满心欢喜……今天一定会比平日少些忧伤。”（1671年3月15日）“那个残酷的周三，正是你离开的那天，我本该给你写信的，可是我太难过、太疲惫，连给你写信作为慰藉的力气都没有了。”（1671年2月11日）她在每一封信中都反复表明对女儿的爱，读来却不觉烦琐，只觉感人至深。因为她的爱不是空泛虚华的，而是落实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交杂百般滋味，写尽柔肠千折。她对女儿有疼爱、有怜惜、有自豪、有感激，也有责怪、有担忧。她为女儿瘦弱的身体日夜担忧，恳求女儿为了她可怜的妈妈照顾好自己，饮食起居一应细节都为女儿思虑周全，还为她咨询名医、寻求良药。为此，生病与医治是书信集的一个重要主题。她望眼欲穿等待女儿的来信，想知道她的消息，有时由于邮政传递的混乱，信没有按时送达，她就坐立不安、心神不宁。给女儿写信和收到她的来信是她生活中唯一的乐趣，但为了女儿的健康，为了让她多休息，她不惜舍弃这唯一的乐趣：“我单方决裂，自己也很痛苦，但想到你从此不会受我摧残，就有同等的宽慰。”（1679年12月29日）“你写得太多了，我一看到你的字迹就心生感伤。孩子，我知道你写信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尽管你给我写世上最有趣、最甜蜜的话，但我一想到自己享受的快乐是用你的胸痛交换来的，就懊悔不已。”（1680年1月30日）她得知女儿怀孕，本想赶去探望，却要前往布列塔尼处理对女儿有利的债务，“宁愿忍受远离你的痛苦”（1671年5月6日）。这份母爱因它的纠结隐忍而更加真实，也更加动人。

塞维涅夫人与女儿分隔两地，往来于两地间的书信成为一种物质载体，象征着母女俩的离别与思念，更承载着她们为补偿这种离别所做出的努力。骨肉分离给塞维涅夫人带来莫大的痛苦，但她出于乐观的天性和睿智的思想，善于发现事情中的趣味，善于自嘲：“一想到你从此远离，想到你坐着马车远去的情景，我就备受煎熬。你一直走，正像你说的，要离我两百里。我无法承受这种不公，眼看着你离开而自己留在原地，我也打算尽可能地远离，一下跑出三百里。这样的距离很好，要穿越整个法国去看你，这样的壮举才配得上我对你的感情。”（1671年2月11日。信中所说的“里”是当时的计量单位，一法国古里约合现在四公里。）这样复杂的语调，半是真心半是调侃，悲伤中有豁达，无奈中有坚强。

地理距离造成了时间上的差距：信从女儿手中发出，到母亲手中至少已是一周之后。她虽然能通过文字关注甚至参与女儿的生活，但总有延时，总是落后于事件发生的时刻。这是古代通信方式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别离，过去的回忆也令人感伤：“你的身影无处不在，屋子里、教堂里、田野里、花园里，没有一处不浮现出你的身影，没有一处不让我回想起从前的情景。事事都刺痛我的心，让我看见你，音容笑貌都在眼前。千事万事，我想了又想，心力交瘁。可是，我四处顾盼，四处找寻，只是徒劳，我挚爱的那个孩子已在千里之外，我失去了她。一念之间，我不禁泪如雨下，心痛难忍，亲爱的孩子。”（1671年3月24日）“我总在想着你，记得你跳舞的样子，记得我看你跳舞的样子，回忆那么甜蜜，想来却变成了痛苦。”（1671年8月5日）因为别离，她时刻猜测，时刻担忧：“唉，眼不见，心不静，我战战兢兢、心神不宁，总担心会发生什么不幸。所有倏忽而过的忧伤都变成了预感，幻象变成先兆，预测变成警示。总之，痛苦无穷无尽。”（1671年5月6日）

塞维涅夫人的全部生活都以女儿为核心，为她的健康和利益而思虑奔走，和友人谈话总是围绕着女儿，总以女儿为标准来衡量周围的人和事：她谈起和自己共进晚餐的弗雷努瓦夫人：“她美得就像一个女神，一个林泽仙女，不过我和斯卡隆夫人、拉法耶特夫人都认为她离格里尼昂夫人还差十万八千里。”（1672年1月29日）然后又把美人的五官一一和女儿比较，认为她从长相到气质、智慧都远远不及女儿。还有一次她嘲笑遇见的两位年轻妇人：“这些年轻女人都多蠢啊！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世上我只认识一个聪明的女孩，可她离得多远啊！”（1671年5月6日）这样的关注与痴迷，与今天我们身边热衷于在微信朋友圈晒娃的母亲们并无二致。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母爱都有相似的体现，母亲眼里出天使。

客观地说，女儿远离，塞维涅夫人所体会的感情接近司汤达所说的爱情的“结晶”，即一种感情在想象的催发下被覆盖上美丽的结晶，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女儿虽然很爱母亲，但抗拒母亲表达爱的方式，不愿她把母爱当作炫耀的资本，母女相聚时经常争吵、以分别告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格里尼昂夫人还有一个弟弟，塞维涅夫人对儿子却似乎不太重视。也许正是女儿的抗拒激发了塞维涅夫人更深的感情，有评论家把这种母爱称为“逃离的爱”（l’amour en fuite）。

然而，塞维涅夫人也是一个素养极高、具有自省精神的人。她没有盲目美化自己的孩子，不时责怪她花费过度，提醒她节约，都是出自赤诚的母爱。更难得的是，她在全心投入的同时，也时时反省这种过度的感情是否让对方厌烦、是否有悖个人精神的修行与提升。例如书中第十封信写于复活节前的圣周，塞维涅夫人本想静修祈祷，深知在此期间放任自己的感情是“触犯上帝”的行为，仍然忍不住给女儿写信，同时又忏悔自己的过错：“如果我能克制住不给你写信，而向上帝倾诉，会胜过任何苦修。可惜我没有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反而给你写信寻求安慰。唉！我的孩子，此举多么软弱，多么可怜啊！”（1671年3月26日）无论如何，她始终坚持情感是人性中最重要、最合理的因素，由此母爱与对上帝之爱是并行不悖，甚至相互等同的。“这确是软弱之举，但我实在无力抵抗这样一种合理而自然的深情。”（1671年3月24日）她承认自己因爱而软弱，却又坚信这份软弱值得珍惜，一再强调爱之忧伤即使苦涩，也是甜蜜的，胜过无知无觉。这些想法与表达，超前地提出了19世纪将要大行其道的浪漫主义的精髓。

在书信集中能够体会到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时间的流逝。塞维涅夫人给女儿的第一封信写于1671年，最后一封写于1695年，跨度将近二十五年。她写给亲友的信年代则更为久远，现存最早的一封写于1648年。数十年的信件记录着母女俩的生命历程，疾病与衰老，离别与相聚，欢乐与哀愁。她早有承诺：“我会好好活着，用一生守护你，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欢愉还是担忧，还是其他种种感情，我都欣然接受。”（1671年5月6日）本书最后一封是塞维涅夫人向友人穆勒索道谢的信，感谢他向名医巴贝拉克求得药方，治好了女儿的高烧。但不久之后，她自己却与世长辞，最直接的原因是她一心关注女儿的身体，经常半夜起床看女儿是否睡得安稳，对自己的冷暖却不管不顾，最终因为照顾女儿劳累成疾，于1696年4月6日发烧，17日去世。以这样一封信作为书信集的尾声，正应了她在二十五年前给女儿信中的话：“真想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我才能不再牵挂你和你大大小小的事情。回答应该是：‘我该怎么回答你？死亡的时辰最为无常。’”（1671年3月27日）她早知爱的宿命，令人感叹。

母女二人的通信非常规律，而且有相同处境的不断重复：离别—思念—期待再相聚，她们的生活似乎遵循着通信所划分的节奏，围绕着收信和回信展开：“星期一收到你的来信，直到星期三，我都在回信；星期五又收到一封，直到星期日，我又在回信。这样忙碌，倒让我觉得你来信的间隔没那么漫长了。”（1684年10月4日）这个特点在通读塞维涅夫人的全部书信时尤为明显。另外，通信本该是双方对话，但后世的读者只能读到一方的话语，因为在格里尼昂夫人去世之后，她的女儿，即塞维涅夫人的外孙女西米亚那夫人遵照母亲要求，命人烧毁了她写给塞维涅夫人的所有信件，原因无从知晓。

塞维涅夫人的写作风格也在随着时间而变化。她早期的语调欢快，例如她于1648年写给非常亲近的堂兄比西的几封信中，俏皮嗔怪跃然纸上，讥笑调侃与自然流露的深情融合无间。随着时间流逝，生活忧虑增多。因为政治原因，塞维涅夫人在宫中地位渐衰，加之经济拮据，逐渐远离宫廷的华彩生活，大部分时间在布列塔尼以及她舅舅的领地利夫里居住，每年只在巴黎卡纳瓦莱公馆（即今天的卡纳瓦莱巴黎城市历史博物馆）租住数月。她曾是社交圈中众人瞩目的中心，却也能顺天安命，在孤寂简朴的外省生活中恬然自得，沉浸在阅读与思考之中。甘于寂寞的性格增加了她思想的深度，她所信仰的冉森派教义更有助于她在对上帝的顺从中寻求安宁。此时，信中的玩笑与“疯话”减少，欢快减弱，严肃的阅读、对罗歇或利夫里森林的描写、对宫廷生活的思考以及哲学与宗教思考占据越来越大的篇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