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燕园深处的气象》：我认识名人，名人不认识我——小人物视野里的风景之一

大街上人潮滚滚，摩肩接踵，使人一下子就产生了茫茫人海的感觉。芸芸众生，凡人居绝大多数，名人是极少数；名人广为人知，凡人为亲友知，这是最正常的事了。我们对名人的认识往往是表面功夫，如果我们不仅仅局限于表面的认识，而是深入到他们成功的背后，做深一层的认识，那我们的收益就会明显起来。

魏巍

北大确实是个好地方，各种名家都愿意来此一游，来一展风采，因此生活在北大，不用往外跑，守株待兔就能见到很多著名人物。这不，三角地又张贴了醒目的广告：从《谁是最可爱的人》到《地球的红飘带》——著名作家魏巍来校演讲。

魏巍是1991年12月11日来的。他的知名度高，电教报告厅里黑压压一片人，坐的坐，站的站，大多是以文学爱好者的心态等着老作家来谈谈文学。不想，魏巍没谈他的报告文学，他把《东方》《地球的红飘带》也全部抛在一边不提，他说的是国际形势。老作家身体很好，脸庞红润泛光，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说起话来声音是少有的宏亮。魏巍谈苏联的局势，中国的形势，他把世界当一盘棋，自己纵横于棋盘上空。老作家情感浓烈，立场鲜明，让人清彻地触摸到了这位部队作家一贯的革命性和坚定的党性。在激情中他不时抛出几句放光的句子，记得他说了一句给大家很深印象的话：“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决心绝不动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魏巍讲得有激情，有气势，所引的事实又有力地论证了他的观点，因而作家语落处，就响起一阵阵哗哗滚动的掌声。他头脑清醒，逻辑性强，没有讲稿，顺口谈来，却是气势雄健，颇能激励人。听众都不出声，大厅上下很安静，大家明白，这是一种对真诚的尊敬。

魏巍痛斥了戈尔巴乔夫，认为是他把苏联搞垮了。他说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全乱了，苏联也不行了，现在，只有中国依然稳稳地矗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社会主义的希望，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坚强阵地……以前大家只在中学课本里读到他那篇著名的富有激情的报告文学，不想这位老作家还有如此出色的演讲，如此富于鼓动性。

演讲完毕，大家依旧是一拥而上，扎堆要求签名。

姚雪垠

那一次见到的不只是老作家姚雪垠，还有李准、朱子奇、陈明几位，他们是一起来的。

1992年5月12日，北大中文系举行了庆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问世50周年的座谈会。1942年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一些老作家，比如姚雪垠、刘白羽、李准等受到了邀请。刘白羽因故未来，到会的是姚、李、朱、陈四位作家。50年前，他们风华正茂，50年后，已是白发老人。

我坐在会场里，像所有的人一样等候。门口一阵喧哗，一群人在互相握手寒暄，老作家们来了！落座之后，不少人次第起立致词，欢迎的掌声一阵接一阵，厚厚的著作是一行一行写出来的，不佩服不行。作家们从下午两点半一直谈到六点，师生们也意犹未尽，兴致盎然。他们回忆四十年代，说起五六十年代，发表对当前文学现状的看法，展望未来的文学前景，但中心问题都在《讲话》上。他们都对《讲话》作了很高的评价，事实上，1942年的讲话对他们的思想影响很大，他们由此改变了创作的方向。《讲话》有一种俯瞰全局的宏阔气势，他们都佩服那篇为无产阶级文学定方向的长文。他们都和毛泽东本人有一些接触，谈到毛泽东本人，他们都无比敬佩这位世纪的伟人、民族的伟人。

姚雪垠八十二的高龄了，走路需学生搀扶，可谈话的气势却很足。李准很健壮，笑声和句子一齐从声音里飞泻出来，给人谈笑风生的印象。朱子奇、陈明不像前两位那样又高又壮，却极精神。他们都有说不完的话，只因时间的关系，都把讲话做了压缩。他们的语言穿过烽烟四起的战争年代，那逝去的往事又浮出了记忆的水面，从《李自成》到丁玲其人，从《黄河东流去》到解放区的诗歌艺术。他们谈文学时多是整体的把握、宏观的看法，是从几十年代文学生涯里提炼出来的体会、心得。

这些老作家因为年事已高，参加活动公开露面的机会很少，所以见一次不容易，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谢冕

谢冕，北大教授，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著名诗评家。

最初知道这个名字，是在一本本诗集的序言里。作为诗歌理论家，他与李元洛、朱先树、吕进等名字一样为诗歌界所熟知。见到他，自然是在北大校园。有一次，我骑车经过勺园北边的荷塘，他正沉思着从对面走来，待我发觉，诗评家已经到了身后。还有一次是在中文系的一个办公室里，我正和一位老师说话，里面有人背向而坐，我说了一阵话，走到坐者侧面，猛然发现坐者竟是谢冕老师。当然，他并不认识我，只是我认识他。我没有主动和他说话，我不知道自己当时的心态。

谢冕以诗论家的身份引人注目是在1980年。那年5月7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此文旗帜鲜明地为一群青年诗人的崭新诗风呐喊助威，从而引发了上世纪80年代初那场关于“朦胧诗”的论争。后来，谢冕还在《文艺报》等报刊上发表了《通往成熟的道路》《失去了平静以后》等诗歌理论文章，态度坚定地为朦胧诗撑腰，结果导致了一连串的批驳文章、商榷文章，比如丁力发表了《古怪诗论质疑》，宋垒发表《诗歌评论要进行真理标准的补课》，张恩和发表了《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土壤》等等。一系列的文章针锋相对，争论的结果是朦胧诗得到了承认，地位空前。谢冕为朦胧诗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还写了不少新诗理论方面的著作，在诗评界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

谢冕老师的课我听过一回，是1992年6月27日，在中文系的“新时期文学专题”一课上，这门课是当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们轮流讲授的，谢冕就讲了这一次。他谈的是“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新诗概略”，他谈到上世纪50年代新诗向格律诗的转化，谈到新民歌体诗，四十年诗歌史。他一一展开，谈到新诗潮、后新诗潮。他说：“新的诗人们想为‘群’代言，但是群不理解他们，把他们视为异端。他们感到孤独，想代‘时代’发言，但时代视他们为弃儿，他们感到孤独。”到底是著名的诗评家。

大大小小有些名气的人很多，光北大就有不少，比如青年评论家黄子平、张颐武，学者就更多了，比如孙玉石、钱理群、陈平原，比如乐黛云、王宁，比如季羡林、张岱年，等等。这些知名人士在某些时候掠过视野，给人以难忘的印象，只是因为他们飞掠时的速度，我无力一一捕捉他们光彩照人的形象。他们的演讲，总能使听众受益匪浅，记住这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

出了文化圈，又想到曾经亲见的刘欢、葛优、英若诚、杭天棋等等。想到见过的厉以宁、吴树青、陈章良，想到企业界人士如四通总裁段永基等，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杰出人物。

情况往往是名人在台上，凡人在台下，这很正常。小人物见到名人，聆听他们，感觉他们，就知道每个人都是一种风格，每个人都是一片天空，经过他们的风景地带的人，必然会或多或少拥有一份新质。我们认识名人，名人不认识我们。也许有一天，名人认识了你，而你，可能也是名人了，你又成了除你之外其他小人物视野里的风景。

本文刊于《大学生》（199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