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川端康成创作的转向

川端在“大正民主”时代成长，经历了从“大正”到“昭和”日本社会气氛的剧变，西方式的自由风气让渡给法西斯的军国主义，然后又见证了从战争爆发时的群情激昂到终战带来的极度耻辱的变化。他不可能不受时代变化影响，一九四六年时他还特地前往东京旁听战犯审判，更不可能不思考战争。

他反省战争，表现受到战争冲击的幽微方式，就在这份“余生意识”中。“余生”意味着本来应该死去了，却还苟活着，所以必须找到一份勉强活下去的理由。川端康成的“余生意识”，不是单纯个人的感受、个人的选择，而是牵涉日本战败的集体命运。被全世界视为侵略战犯，且以如此屈辱方式战败的日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资格继续存在下去呢？

不得不面对横光利一去世的事实之后，以川端自己的话说，那就“要凝视故国的残山剩水”。经历了战争，尤其是经历了耻辱的败战，日本已经不再是川端出生成长的那个日本了。最大的差异，在于这样的一个日本，在世人眼光中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合法性。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社会，日本人自己都无法辩护日本的存在，就算要日本从地球上消失，都让人提不出什么理由来反对吧？

应该消失却还继续存在，应该死去却还苟活余生，凭的是什么？川端找寻并确定了他自己的答案，那就是要从近乎绝望的“残山剩水”中找出让日本可以、应该继续存在的理由，抵抗败战所带来的终极耻辱。

对应战争那么鲜明的破坏与悲剧，承担东京大审判所彰显的战争责任，还能找到什么理由为日本辩护？还是至少呈现战争之外，战败与责任之外，另外的日本面貌？

在这点上，川端有着特殊的经验与长处。相较于横光利一的“阳”，川端的“阴”一般被认定为是接近日本传统之美的，无论在美的品味标准或表达上，川端的美都和日本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结。

这不是川端年轻时创作的本意。刚开始在文坛闯荡时，川端和其他年轻人一样，不会一开始就要背负老气横秋的传统重担。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川端的创作养分与灵感启发，许多都来自西方，他快速、饥渴地吸收西方流行的文学风潮，或引介或仿习。无论是“新感觉派”的美学意念，还是“掌中小说”的特殊形式，都表现为来自欧洲的外来刺激产物。也和其他年轻人一样，他对于自己的文学风格，会强调独特性与开创性，而掩蔽和传统之间的联系接续。

然而在战后的“余生思考”中，川端逆转了年轻时的态度。他反过来收藏起自己身上所有外来文化的影响，不再突出个体个性，改写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故事，将自己的文学重新解释为日本传统之美的代表。

如此逆转的立场，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有了极致展现。演说词《日本之美与我》要诉说的，是一个谦虚无我的故事。援引各种日本诗歌、宗教、美术，乃至于山水典故，川端的潜文本是：“你们在我的小说中读到的所有、任何美好事物或感官领悟，其实都来自日本传统，我只是这美好传统的一个承载者与转述者，如此而已。”

换句话说，川端自我选择的“余生”使命，是要以“美”来重建日本的形象，借由“美”来让人遗忘日本的战争与战败的可耻事实。川端要说、要为他的日本主张的，是日本的美具备独特、永恒的价值，放在人类历史文明的图谱上，有着无可取代的意义。因此，即使背负着战争与战败的耻辱，是的，日本仍然应该继续存在，日本人仍然可以作为传统之美的承载者而继续活下去。

这样的“余生意识”，毋宁是高贵而令人动容的。换另一个角度看，这样的“余生意识”也是一份艰难到近乎执迷梦想的自我折磨。或许就是川端康成觉得必须承担足够的折磨，才对得起文学成就与前途都胜过自己，却在战争之后早早谢世的好友横光利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