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践踏的民族自尊

战争结束那一年，川端康成四十六岁，是步入中年的日本人，应该是国家的骨干，应该承担国家各方面的主要责任，属于站在第一线上的一代人。这代人背负了最深刻的战争罪孽。这一代追随前代人发动战争，制造出恐怖的灾难，最终反噬了日本。这一代应该为赎罪而死吧，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国家命运将个人吞没了。

横光利一在两年后去世，到这个时候，川端康成又已经看到了战后美军占领的情况。比川端康成小一个世代，一九三五年出生的大江健三郎曾经回忆，战争结束时他十岁，很快就产生了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学校上学的强烈心理。因为学校的师长们，之前还咬牙切齿地教他们该如何仇视美国人，训诫他们要信奉天皇，保有坚持“一亿玉碎”的“国民精神”，突然之间转而要大家和美军亲善，并且在遇到美国人，甚至只是讲起美国时，露出敬畏、谄媚的态度。大江健三郎的天真少年心灵无法接受如此彻底的自我矛盾、自我否定，油然生出了对于师长的鄙视。

确实，美国之所以决定动用原子弹，也是预估日本坚决抵抗的决心将使登陆战争伤亡代价太高。回顾一九四五年六月结束的冲绳岛战役，日本人硬是抵抗了八十天，造成美军多达两万余人阵亡。那么登陆日本本土可能的伤亡代价，就更是高到难以想象了。

美国凭借着新发明的“末日武器”，终于使得日本投降，然而仍然战战兢兢任命了领导、执行太平洋战争的麦克阿瑟将军带领军队前往建立占领指挥部，预计会有一段艰辛平复日本社会的过程。出乎所有人的预料，麦克阿瑟将军靠着保留天皇的主张，很快得到了日本人的崇敬，美军则因为将丰富的资源提供给饥饿的日本百姓，也立即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连美国人自己都大感意外。

对于川端康成这一代人来说，尤其是对于从来没有认同过军国主义的人，这是加倍的耻辱。整个昭和时代建立起来的国家价值彻底瓦解，而且这些喊口号喊得最大声的右翼分子与一般大众，竟然瞬间就放弃了自己原先信誓旦旦坚守的立场，一下子转去崇拜麦帅、谄媚美军了。不只是情何以堪，更是尴尬到自我怀疑：日本还有根本的立国尊严吗？

以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经典名著《菊与刀》中揭示的研究洞见来说，相较于西方的罪感的文化，日本是耻感的文化。罪感是自己内心有一种警诫，如果做了不对的事那警报就会响起而让你无法安心正常过日子；耻感则是来自别人看见你做出了不应该做的事，你在别人面前丢脸了。前者的根本是“人在做，天在看”的普遍压力，后者却是“人在做，人在看”——最在意、最受不了的是被别人发现、指摘犯错。

如此重视耻感的日本，却在战败后陷入了最深的耻辱，全世界都看到了日本发动侵略又彻底失败的过程，又都看到了战败后日本对美国谄媚卑屈的一百八十度态度转变。用鲁迅发明的语言来说，那是“应该被从地球上开除球籍了”。还有什么能够在这个现实世界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依照耻感文化的制约反应，那不是应该集体切腹自杀了吗？

川端康成以写作者、艺术家的身份，面对这个问题，而做了这样的决定——他要用“余生”去存留、去证明日本文化的一些根本价值。在美学的领域中，他要做一个纯粹的日本人，将自己从一九二七年在《伊豆的舞娘》中就已经创造出的一种特殊语言再加淬炼，成为足以传达“日本之美”并让人信服的工具，证明日本不只是发动战争、必须接受审判的罪犯，不只是战败了就完全没有骨气全盘向美国屈膝的乞丐，而有其文化上，特别是美学上足以让世界肯定的资产。

川端康成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词是用日文写成的，再由翻译家赛登施蒂克译为英文。赛登施蒂克是川端康成能够得到诺贝尔奖的另外一位关键功臣，川端康成的重要作品几乎都是由他担任英译。除了翻译川端康成之外，赛登施蒂克也曾经翻译过《源氏物语》，证明了他在日文上，包括在古日文上的深厚功力。他的译文掌握了川端康成作品中独特的纤细敏锐，保留了日语的复杂绵延特性，没有将作品译成流畅、现代的英语，适度传递古老的异国情调，才能够让其在英语世界里吸引那么多专业读者与评论家的注意、重视。

川端康成的演说词是在前往瑞典的旅途上写的，这些内容他已经娴熟于心，甚至不需要书房里的参考数据，但也给了译者很大的压力，只剩下很短的时间将其译成英文。因而赛登施蒂克在匆忙译成交给典礼主办单位的初稿之后，对成果很不满意，决定再进行修改。这一修改，即使以他的功力，竟然也要花三个月的时间才得以完成。这番演讲词比川端康成平常写的小说更日本、更传统，他从虚玄、道元开始讲起，接下来讲明惠上人、西行、良宽、一休宗纯、芥川龙之介、太宰治，然后引用《古今和歌集》、《伊势物语》、《源氏物语》以及《枕草子》。每一个名字对于在斯德哥尔摩现场听他演讲的来宾，应该都是陌生的吧！

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写演讲词？整篇演讲虽然语气温柔，但他实际上表达了一个坚决、强硬的态度。他要对这个世界说，谢谢你们如此肯定我，但我希望你们能够了解——在我身上、在我的文学中所有美好的性质全都来自日本，来自日本的传统，除此别无其他。你们欣赏我的作品，就应该同时了解我的来历。

二十几年后在同一个场合中演讲的另一位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显然最清楚川端康成的这份宣言、这个立场。大江健三郎获奖演说的标题是《暧昧的日本与我》，非常明显是对应《日本之美与我》而来的。而且大江健三郎也不掩饰他对于川端康成的不满、批判之意。

借由在川端康成之后获奖，大江健三郎要修正川端康成给人的印象。他要告诉世人，不要被川端康成迷惑了，日本不是单一的文化，更不存在着一种纯粹、单一的“日本之美”让大家可以欣赏、可以拥抱。大江健三郎要强调的，是日本的复杂性、暧昧性，日本有其美好的一面，却也有其平庸、邪恶、自我怀疑乃至自我矛盾的更多面。这些加在一起才是日本，而文学作品——对大江健三郎来说，正是要去面对、去揭露如此多样暧昧的人间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