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坠入身体:川端康成(日本文学名家十讲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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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的麦卡锡主义

二〇一五年美国有一部电影,中文翻译为《特朗勃》。另外更早一点,二〇〇五年有一部乔治·克鲁尼自编自导的电影《晚安,好运》。这两部电影设定的是同样的背景,即美国五十年代盛行“麦卡锡主义”时的恐怖气氛。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第二年,丘吉尔就在访问美国时,特别选择了在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家乡密苏里州发表重要演说,提到了“铁幕正在欧洲缓缓落下”,强调苏联共产主义政权对于欧洲的威胁,如此揭示了热战才了、冷战又起的世局变化。

美国和苏联随后的长期敌对,是到了会引发战争冲突的强烈程度的,之所以维持“冷战”对峙,没有形成“热战”,那是因为双方都握有最新的核武器,先是足以彼此毁灭,后来甚至足以毁灭整个世界。在“大灭绝”的两败俱伤威胁下,仗不能打,勉强没有打起来,却也因此长期维持紧绷状态。

长期对立的理由,不单纯是利益冲突,还有意识形态差异,一边强调“自由民主”,另一边强调“社会主义平等”,不只互相批评互相攻击,而且激烈抢夺其他国家的认同,扩张自身的阵营。在那样的情况下,制造出了奇特、高度扭曲的国际局势与美国社会。

一方面,“二战”时期美国高度发展的重工业在此时转向民生工业,释放出惊人的生产力,加上美国本土未曾遭受战争破坏,经济繁荣增长,产生了空前富裕;但另一方面,这个富裕的社会却时时恐慌,担心害怕动用核武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带来世界末日。

物质上新增许多享受、释放更多欲望,精神上却极度紧绷,感到朝不保夕的巨大威胁,如此背景下而有了扭曲畸形的“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恐慌,受美苏强烈敌对的影响,感觉自己所处的社会中似乎处处潜伏着不怀好意要进行渗透、破坏的间谍或内奸,所以在约瑟夫·麦卡锡那样的野心政客操弄下,到处看见鬼影幢幢,四处去纠举所谓的“共产党同路人”,美国文化、艺术、影视圈中那些社会能见度甚高的公众人物尤其饱受调查骚扰,才会在那么多年后,仍然出现《特朗勃》和《晚安,好运》这样痛切反省的呈现。

“麦卡锡主义”是反共的白色恐怖。任何被怀疑可能和苏联或共产党有关系,或可能倾向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会被传唤到听证会上,接受关于是否有“非美国”思想与行为的审问,许多美国顶尖的科学家、音乐家、艺人等精英分子,就这样被麦卡锡羞辱、迫害。

于五十年代成长的美国小孩,生活中印象最深刻的事之一是应对核武器攻击的防空演习。所有的学校和小区都必须参与,严加训练,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美苏终极核战一旦爆发,两边分别还能剩下多少人,可能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负。那样的演习气氛因而带着非常强烈的末世之感。

不过十几年后,长期的恐惧没有变成现实,原本的惊悚片就成了荒谬闹剧。“麦卡锡主义”一倒台,大家才发现,只要利用这么简单的恐惧心理,就可以将整个美国化为如此非理性的国家。核大战并没有爆发,人们回头去看,更觉得这之间的许多作为都是荒谬的。

是什么因素使得生活如此荒谬?因为冷战。冷战双方各自坚持不同的意识形态,因而造成了无法和平共存的紧张局面,于是不断累积已经足可以毁灭世界、毁灭所有文明成就的核武器,却停不下来,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六八革命”的大背景是反对如此荒谬的冷战结构,另外还有一个比较聚焦的小背景则是反对越战。前前后后有五十万美军进入越南去打一场看起来绝对不会输,却在现实上迟迟赢不了的战争。越南原本是法国的属地,现在南方建立了南越政权,北方有共产主义政权,这样的局势却引来美国人的军事介入,怎么看都有点奇怪。

更奇怪的是美国在越南遇到的敌人。仗打得愈久,美国军队愈没有把握弄清楚到底敌人在哪里,无法明确区分哪些人是“越共”,哪些人只是越南人。“越共”混在越南人之间,甚至“越共”根本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越南人,这些越南人可能因为美国人的介入反而变成了与美国敌对的“越共”。

你的敌人和你要保护的人混杂在一起无法分辨,这样的仗要怎么打?更别说要怎么打赢!有的时候你将一些越南人误认为是“越共”杀了,结果激起了仇恨,让活下来的其他越南人真的变成了“越共”;有的时候你误以为“越共”是普通越南人,结果就遭遇埋伏付出惨痛的伤亡代价。

美国人没有打过这种仗,恐怕世界上也没有多少人打过这种仗。越战产生的影响不只是战场上的胜负,更进一步触动了美国清教传统中的道德神经,在一部分人心中激起宗教式的使命感,在另一部分人心中激起强烈的罪恶感,彼此对抗。

一九六八年西方世界的价值信念陷入高度危机中。人们被迫去重新摸索生命是什么,活着有什么样的意义,从根本上寻找答案。在意识危机中,既有的体制被质疑、被推翻,也就空出了地方来容纳、接受外来的思想与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