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议事会理事官非华政官

从名称上看，晚清时期华政衙门的理事官之名，的确是从以前的理事官传承过来的。然而，实质性的问题是，理事官究竟在何时成为一个管辖华人的华政官？

在葡萄牙人定居澳门的早期并无常驻的行政长官，更无常设的管理机构。按照葡萄牙王室的规定，由中日贸易船队总指挥[3]在驻留澳门期间充当居澳葡人的行政长官，另有一位王室法官[4]负责审理葡人社区内部的案件。1583年，在一位主教的召集之下，居住澳门的葡萄牙人通过选举，决定仿照葡萄牙历史上的市政模式建立一个自治性质的机构——议事会（近代又称为“议事公会”或者“议事公局”）。

从该机构现存的会议文件可知，其最初使用的名称为“caza da camara da cidade do nome de Deos da China”（可译为“中国天主圣名之城议事会”），稍后加上了“Senado”一词[5]，基本意思仍是“市议事会”。直到1810年，葡萄牙流亡政府授予议事会“Leal”之衔，遂有了“Leal Senado”一词，意为“忠诚的议事会”。[6]

该议事会由两名普通法官（juiz ordinário）、三名议员（vereador）和一名城市理事官（procurador da cidade）[7]构成[8]。理事官的主要职责是：受议事会委托，管理居澳葡人社区的财税事务以及与收支有关的其他事务，并负责与中国官方联络。根据《澳门记略》等文献的记载，作为“夷目”的“西洋理事官”所能督理的“濠镜澳事务”自然属于“夷务”，而且为郡邑官府之所下辖。理事官自称“Eu o Procurador Intendente dos Negócios Europeus do Districto de Macau”，这清楚地表明，他所督理的是“西洋事务”，他是“督理西洋事务理事官”，而非管辖澳门华人事务的“华政官”。

随着澳葡自治权力结构的调整，理事官的职责也发生了变化，最重要的是司库职位的分离。鉴于多任理事官管理不善（má administração dos Procuradores）给公共财物造成损失，葡印总督马士卡雷尼亚斯（D. Pedro Mascarenhas）于1738年5月2日向议事会发布命令，“将税务征收和公物出售的职责从理事官的职务（Officio de Procurador）中分离出来，另设一位新的司库（hum novo Thezoureiro）担任此职”，“任者应从更富有和名声更佳的市民中选出”；并通知议事会，已经从符合条件的人中任命了四人，依次担任头四年的司库职务（Officio de Thezoureiro）。[9]

对于理事官的名称及职责，中外文献俱有明确记载。乾隆十五年（1750年）成书的《香山县志》称：

澳中彝目为西洋理事官，督理濠镜澳事务。通事一名，蕃书一名，文上县用呈，县行拘提则牌仰理事官。[10]

次年成书的《澳门记略》曰：

理事官一曰库官，掌本澳蕃舶税课、兵饷、财货出入之数，修理城台街道，每年通澳签举诚朴殷富一人为之。蕃书二名，皆唐人。凡郡邑下牒于理事官，理事官用禀呈上之郡邑，字遵汉文，有蕃字小印，融火漆烙于日字下，缄口亦如之。凡法王、兵头、判事官，岁给俸一二千金有差。理事官食其所赢，不给俸。[11]

中文文献中虽有“督理濠镜澳西洋理事官”这一全称，但多是理事官呈禀时用的自称，[12]中国官员在下行文书中很少使用这一称谓。对于葡萄牙人的兵头、判事官、理事官、红棍官等，中国官方皆以“夷目”（Cabeças dos Bárbaros）称之；而作为议事会成员之一的城市理事官，则被称为“夷目唩嚟哆”[13]，并且唩嚟哆（或作“委黎多”）成了中国官员下行公文中最常用的名称。

作为“夷目”的“西洋理事官”，其所能督理的“濠镜澳事务”自然属于“夷务”。前引《澳门记略》所述“掌本澳蕃舶税课、兵饷、财货出入之数，修理城台街道”等，即指管理葡人的事务。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四月二十八日，署香山县丞查潜到任后下谕理事官：“本分县奉宪委署兹土，弹压汉夷。惟是澳门一带地方，民夷杂处，责有攸归。除民人现在出示晓谕严禁守法外，合就谕知。谕到该夷目唩嚟哆等，即便遵照，将所辖夷人严加约束，毋得徇纵，致滋事端，以贻罪戾。”[14]嘉庆十九年九月十四日（1814年10月26日），香山县左堂周飞鸿谕“夷目”唩嚟哆：“尔夷所设番差、兵头、夷目在澳，原以管理澳务，约束合澳夷人、黑奴，不许滋生事端。”[15]道光八年十一月十六日（1828年12月22日），前山官员在给判事官的公文中说：“几个世纪以来，居澳葡人有一惯例，每年推举一位理事官管理葡人，就有关两个族群相处的事务接受香山官员的训令，并向他们做出汇报。”[16]

1834年7月12日，理事官向中国官员提出七项禀请，其中仍自称“Eu o Procurador Intendente dos Negócios Europeus do Districto de Macau”[17]。“Negócios Europeus”一词清楚地表明，他所督理的是“西洋事务”，他是“督理西洋事务理事官”；而清代后期《澳门宪报》等文献中出现的“华务”“华政”等，对应的葡语词是“Negócios Sínicos”。

其实，关于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司法地位，西方文献早有正确的记载。1828年出版的《回忆澳门》曾援引法国赴华使团成员小德金（De Guine）的话：“1800年时，澳门城内有8000名中国人……他们只受中国官员的管辖。”[18]居住澳门的瑞典商行监督龙思泰亦指出：

在外国人获准居留澳门以后，中国的仆役、手艺人、商人等也来到这里，与外国人杂居在一起。但他们生活在一名中国地方官员的管辖之下。根据1587年2月16日颁布的王室条例，驻澳门的王室法官（Ouvidor，在中文史料中多被译作“判事官”）不得干预该中国官员对中国人的管辖权和裁判权。[19]

卢森博格（W.S.W.Ruschenberger）于1837年旅居澳门时，亦留下如下记载：

［葡萄牙人］在此没有排他性司法权。这里有一名葡萄牙总督和一支近200人的卫队，但是中国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官员在这里行使各种管理职责。葡萄牙人享有的唯一特权就是自我管理，而在这个城市里居住的中国人则完全处在中国官员的控制之下。[20]

其实，直到19世纪中期为止，居澳葡人对他们所处的这种地位大体上也是承认的。1819年，判事官眉额带历（Miguel de Arriaga Brum da Silva）在议事会的演讲中指出：

我们有一个市政府（Governo Municipal）……在这里处理国民（do paiz）的全部经济和政治问题，管理航海和贸易，征收和管理公共财物……我们有明确的民事及刑事司法部门，但两者的权限均不包括华人被告……我们有海关，其收入是应付开销的唯一进项，但其中仅包括我国商船和来自马尼拉的特许商船（em navios nacionaes e nos privilegiados de Manilla）的税收。[21]

葡萄牙海事暨海外部长萨·达·班德拉（Marques de Sá da Bandeira）在1836年提呈议会的报告中称：

该城居民近三万人，其中葡萄牙子民仅四五千之多。大部分为华人，中国当局以中国法律对其加以管理。鉴于此种情况，考虑到与中国的关系（本居留地或商站完全依附中国），澳门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管理方式。任何一种改变都将是十分微妙的。[22]

1847年2月27日，澳门议事会在致海事暨海外部的禀呈中指出：

他们［华人］居澳受其本国政府的管辖。不像在此定居的外国人，他们从未按我们的法律办事。由此可见，不可视他们为外国人，亦不得以对待外国人的办法对待他们。需要补充的是，华人在澳从业者均向其国纳税。[23]

总之，澳门葡人的城市理事官非管理澳门华人的华政官员，是鸦片战争之前中外文献中的一致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