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章节安排
本书从政府改革和社团治理两个方面来考察澳门的公共治理，前面四章围绕政府改革来展开论述，后面四章则从社团治理来展开。
第二章讨论政府改革的核心战略，分别从科学决策、阳光政府和精兵简政三个方面来阐述特区政府最为核心的政府改革和行政改革的基本战略。尤其是第三届特区政府上任以来，科学决策、阳光政府、精兵简政不仅成为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战略，也是特区政府施政的核心战略，对其基本的梳理和分析，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特区政府政府改革的总体方向、原则、精神和理念。
第三章从改善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发展电子政务、完善公众咨询、应对职能重叠来介绍澳门特区政府政府改革的基本路径。在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质量方面，澳门特区政府致力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强化公众参与、构建多元化的评估主体、形成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应该是未来澳门特区政府改进和优化公共服务质量的主要方向和措施；在电子政务方面，特区政府在制度建设、内部管理电子化、公共服务电子化、政府与公众沟通电子化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展望澳门特区政府未来的电子政务发展，要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整体政府及一体化电子政务，完善跨部门合作机制，优化行政流程；在公众咨询方面，澳门特区政府需要反思和检讨现有的公众咨询制度，提升咨询成效，促成政府与公众的良性沟通，凝聚社会共识以及政府和社会的共识；在应对职能重叠方面，澳门特区政府需要整合机构和完善跨部门合作机制双管齐下，不断建立和完善正式和非正式的、横向和纵向的跨部门合作机制，增强部门的相互信任和信息共享，为解决职能重叠问题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第四章讨论了特区政府的政府绩效治理制度，分析了制度背景、制度内涵及推进建议等各方面的内容。笔者指出，政府绩效治理制度不仅是政府管理工具的变革，也表明管理理念的变革，体现政府的管理理念从“过程为本”“控制为本”转向“结果为本”“公民为本”“服务公民为本”。这些管理理念与澳门特区政府当前推行的“阳光政府”“科学决策”的施政理念相吻合，都致力于为公民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在未来的发展中，澳门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务员工作表现评估、廉政公署及审计署评估以及公众参与评估都需要进一步完善，从而更好地进行预算制定、激励员工、提升政府服务、提升公民和政府的沟通，最终提升特区政府施政的绩效和能力。
第五章讨论了澳门社团治理体制。澳门是一个典型的社团社会，民众的很多政治要求都通过社团表达。利益的分散化和碎片化对澳门传统的公共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对特区政府民意吸纳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传统社团整合体制弱化的背景下，功能性社团主导民意吸纳的机制受到了冲击，社团的“差序格局”逐步向“竞争格局”演化，一般性社团和普通公众绕过功能性社团直接与政府进行沟通和互动，向政府表达利益要求和提供政策建议。由此，需要强化澳门特区政府对于各种民意要求表达的自主性，鼓励社团之间以及政府和社团之间应增强沟通和理性对话，在沟通和对话中增加政府和社团的深层互动交流，防止少数民意要求驾驭于整体民意之上，使澳门的公共政策能真正吸收最广大而真实的民意。
第六章讨论了澳门社团的组织文化，对澳门社团的和谐文化、人情文化、小圈子文化以及封闭文化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指出澳门社团的和谐文化主要体现于澳门政府和社团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澳门社团间的合作关系，这是由澳门特有的法团主义体制、历史传统、文化秉性以及爱国爱澳价值观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澳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文化的影响，澳门社团在人员招聘等管理方面体现了熟人文化和人情文化的管理文化；澳门社团在内部管理上体现了少数人主导的小圈子文化及财务透明度不高的封闭文化，民主化和制度化不足。本章最后展望了澳门社团组织文化的发展方向，指出未来澳门社团文化应该着眼于向制度化、民主化和透明化的方向发展。
第七章讨论了澳门社团的人力资源状况，指出澳门人力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整体缺乏，讨论了这个背景下澳门社团雇员与义工的各自特点，分析了社团雇员的结构、年龄、学历以及义工的分布、规模、工作时间、培训等情况，同时探讨了社团资源管理在招聘、薪酬、吸引人才等各个人力管理环节的基本情况。本章认为，澳门社团人事管理整体上处于一种制度化不足的传统管理阶段，需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化建设水平，引入参与式管理，规范人员选拔机制，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并不断提升人员的专业化水平。
第八章讨论了澳门社团的社会服务模式。本章选取澳门街坊会为例子，通过介绍澳门街坊总会的组织使命、发展历程、治理结构等方面的情况，讨论澳门街坊总会多元双赢的社会服务模式。澳门特区政府通过建立同街坊总会的亲密伙伴关系，为澳门居民提供了广泛而细致的社会服务。
第九章是结论。通过对澳门特区政府改革和社团治理的整体考察，笔者认为提升公共治理成效和政府管治能力应着眼于从四个层面进行不断的改革和完善，一是提升政府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二是完善上下级关系；三是理顺部门间的合作关系；四是优化政府和社团的合作伙伴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书是笔者近年来跟进澳门特区政府改革与社团治理的持续思考，书中部分章节是在已发表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如“3.1改善政府公共服务质量”是《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实施状况与改进方向》修改而成（发表于《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5～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2发展电子政务”是《澳门特区电子政务的回顾与展望》修改而成（发表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5～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3完善公众咨询”是《澳门公众咨询：实践发展与制度审视》修改而成（发表于《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6～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3.4应对职能重叠”是《职能重迭：老问题与新方法》修改而成（发表于《澳门研究》2015年9月）。
[1] 参见吴琼恩、李允杰、陈铭熏《公共管理》，空中大学，2000，第20～22页。
[2] 吴琼恩、李允杰、陈铭熏：《公共管理》，空中大学，2000，第23页。
[3] 王乐夫：《论公共管理的社会性内涵及其他》，《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78页。
[4] 陈庆云：《强化公共管理理念推进公共管理的社会化》，《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12期，第21页。
[5] 汪玉凯：《公共管理基础问题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11期，第19页。
[6] 陈庆云：《公共政策的理论界定》，《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11期，第29页。
[7] 陈庆云、鄞益奋、曾军荣、刘小康：《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概念模式与视角》，《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3期，第16页。
[8] 王乐夫：《论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区别与互动》，《管理世界》2002年第12期，第50页。
[9] 李习彬：《中国政府管理创新体系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第28页。
[10] 石亚军：《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调研思考》，《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3期，第13页。
[11] 〔美〕詹姆斯·W.费斯勒、唐纳德·F.凯特尔：《行政过程中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第二版）》，陈振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64页。
[12] 景跃进：《比较视野中的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和法团主义——一种在分歧中寻找逻辑结构的尝试》，《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82页。
[13] 李忠惠：《多元主义视野中利益集团政治的功能分析》，《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8页。
[14] Philipper C.Schmitter，“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Review of Politics，Vol.36，1974（1）.
[15] 威尔逊：《利益集团》，王铁生译，台湾五南图书有限公司，1993，第179页。转引自许婷《法团主义：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模式选择》，《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4期，第92页。
[16] Christopher Ham and Michael Hill，The Policy Process in the Modern Capitalist State，Harvester Press，1984，p.37.
[17] 范明林、程金：《政府主导下的非政府组织运作研究——一项基于法团主义视角的解释和分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7期，第75页。
[18] 康晓光：《创造希望——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研究》，漓江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616页。
[19] Lars Carlsson，“Policy Network as Collevtive Action”，Policy Studies，Vol.28，No.3，2000，pp.501-520.
[20] R.A.W.Rhodes，Understanding Governance：Policy Network，Governance，Reflexivity and Accountability，Open University Press，1997.
[21] D.Marsh and R.A.W.Rhodes（eds），Policy Network in British Government，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