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新西兰是世界上较早建立全面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之一，与欧美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相比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新西兰社会保障制度根植于特殊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和体系。西方学界对新西兰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已有30多年的历史，主要成果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期，我们按照类别就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
从宏观上对新西兰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考察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戴维·汤普逊（David Thomson）在《没有福利的世界：新西兰殖民时期的经历》[15]一书中全面论述了早期慈善机构的救助活动，并阐述了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玛格丽特·麦克卢尔（Margaret McClure）在《体面社会：新西兰社会保障的历史（1898—1998）》[16]一书中阐述了1898年《老龄养老金法案》的出台背景及新西兰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作者重点考察了新西兰经济和政治状况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米歇尔·奥布莱恩（Michael O’Brien）在《贫穷、政策及国家：社会保障的变化》[17]一书中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西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的收入不平等和贫穷的扩大。作者重点阐述了第四届工党政府和第四届国家党政府社会保障政策的改革和调整，并讨论了全球化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亚历克斯·戴维森（Alex Davidson）在《两种福利模式：新西兰和瑞典福利国家的发展（1888—1988年）》[18]一书中对新西兰和瑞典就福利国家的起源、福利模式进行比较。作者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个国家的差异大于相似之处。19世纪末新西兰工业化发展较快，出现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男性和女性获得了选举权，自由主义思潮蓬勃发展。而瑞典社会发展缓慢，零星的社会立法仅仅是补充济贫制度。在比较两种福利模式时，作者没有仅仅通过衡量两国的公共支出来评估两种模式的效果，而是把一些均等化效应的指标（如收入分配、教育、健康、住房标准等）考虑其中。
尼尔·伦特（Neil Lunt）、迈克·奥布莱恩（Mike O’Brien）、罗伯特·斯蒂芬（Robert Stephens）在《新西兰，新福利》[19]一书中分析了新西兰社会保障制度承受的全球化和人口老龄化压力，作者阐述了自1999年以来新西兰政府对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框架、组织结构的调整。
康德利夫（J.B.Condliffe）在《新西兰福利国家》[20]一书中分析了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新西兰的经济结构及经济发展状况，并重点阐述了从1893年至1957年新西兰从慈善救助向社会保障制度转变的过程，对老龄养老金、医疗津贴、子女津贴、住房等社会保障项目进行了定量的测量和分析。
一些福利历史学家比较关注新西兰早期社会政策的发展，布朗文·达利（Bronwyn Dalley）、玛格丽特·坦南特（Margaret Tennant）在《过去的判断：新西兰社会政策史》[21]一书中阐述了20世纪30年代之前新西兰社会政策的发展，对1898年《老龄养老金法案》、1926年的子女津贴等福利项目进行了评价，认为此时的社会保障仍然是以道德本位为基础的。
玛格丽特·坦南特专注于新西兰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研究，她在《福利的结构：志愿组织、政府和新西兰福利（1840—2005年）》[22]一书中特别关注志愿部门和国家的作用。玛格丽特·坦南特认为福利制度不仅仅是政府通过立法和国家机关颁布实施的制度，福利历史是由国家和志愿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编织在一起的，它们的相互作用构成新西兰福利制度的过去。
乔纳森·波斯顿（Jonathan Boston）在《新西兰福利国家再思考：问题、政策与展望》[23]一书中对新自由主义时期新西兰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进行了思考，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养老、健康、住房、家庭福利等的改革偏离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公民权模式，使新西兰成为更加典型的补缺型社会保障制度。作者认为新西兰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应该是为所有人提供高水平的公共福利，确保人民参与社会而不是维持基本生存。他的这些观点影响了第五届工党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
戴维·纳特森（David Knutson）在其研究报告《新西兰福利改革：走向以工作为基础的福利制度》[24]中，回顾了新西兰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发展，并对社会保障制度转向为以工作为基础的福利制度的改革进行了检视。
弗朗西斯·卡斯尔斯（F.G.Castle）在《工人阶级与福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福利》[25]一书中考察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分析了两国劳动力市场规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阐述了两国的不同福利模式。
米歇尔·奥布莱恩在《新西兰福利改革：从公民到管理工人》[26]一文中分析了近30年来新西兰社会保障制度的变化，倡导积极的公民权，减少福利依赖，强调社会保障受益人的义务。
皮特·桑德斯（Peter Saunders）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社会保障：家计调查抑或仅仅平均？》[27]一文中分析了两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似性和差异，主要阐述了两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差异及原因。
除了宏观上的研究外，个案性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盖纳·怀特（Gaynor Whyte）在《新西兰老龄养老金（1898—1939）》[28]一书中分析了1898年《老龄养老金法案》的出台背景及对新西兰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托尼·阿什顿（Toni Ashton）、苏珊·约翰（Susan John）在《新西兰超级养老金：避免危机》[29]一书中分析了退休人口的特征，阐述了超级养老金的缺点，并探讨了改革的可能途径，提出了五大改革方案建议。
苏珊·约翰在《两条腿优于三条腿：新西兰养老金模式》[30]一文中阐述了两条腿模式的新西兰养老金制度的优势，认为新西兰养老金制度运行稳定、管理成本低，简单且易于操作。
安德鲁·阿什顿（Andrew Alston）在《新西兰公房》[31]一文中讨论了1992年的公房改革，并对未来公房政策进行了设想。戴维·索恩斯（David Thorns）在《20世纪90年代新西兰的住房政策：新西兰的十年变迁》[32]一文中评价了公房改革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与住房相关联的贫困问题。劳伦斯·默菲（Laurence Murphy）在《走向市场又回归：新西兰住房政策与公房》[33]一文中分析了公房市场化改革的问题，重点分析了住房补贴及租客的不满，认为政府公房的市场化背离了公房的本质。戴维·索恩斯在《住房政策的重建：面向21世纪的新西兰住房政策》[34]一文中分析了新西兰公房制度面临政府公房供不应求、政府的财政压力大、住房补贴不公平等问题，认为单纯依赖政府的财力已经无法解决住房的资本需要问题，必须寻找合作方，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克劳迪亚·斯科特（Claudia D.Scott）在《新西兰医疗保健改革》[35]一文中描述了医疗保健系统的基本特征，阐述了1991年的医疗改革，并分析了医疗保健对卫生保健系统的效率和公平的影响。托尼·阿仕顿（Toni Ashton）在《从演变到革命：新西兰医疗保健制度的重建》[36]一文中评价了新自由主义医疗保健制度改革的成效与不足。弗洛夫·科琳（M.Floof Colleen）在《新西兰医疗制度的展望》[37]一文中分析了新西兰医疗保健制度的特征、面临的问题及政府改革的压力。
布朗文·利希滕斯坦（Bronwen Lichtenstein）在《从原则到节俭：对事故赔偿计划的探讨》[38]一文中探讨了新西兰《事故赔偿法》25年的发展及改革历程，分析了其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说，国外学者关于新西兰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较为深入和全面，这些研究既有对新西兰社会保障制度历史演进的考察，也有对单个社会保障项目的深入探讨。但是，既有研究大多集中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对于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30年代前的研究较少，对医疗保健、工伤保险制度的研究较为单薄，对新西兰社会保障与其他国家的差异性也较少关注。
从国内学界来看，国内对欧美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非常丰富，但涉及新西兰社会保障的研究相对薄弱，系统性的成果也不多见。
目前尚没有关于新西兰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的专业性著作，仅有部分研究论文。李倩倩《新西兰私人养老储蓄计划评估对我国的启示》[39]一文从参保、缴费及投资运营状况分析了私人养老储蓄计划的现状，以及对中国的年金制度的启示。
于环《新西兰超级年金：“一枝独秀”的养老保障模式》[40]一文分析了新西兰超级年金制度的成效，指出其覆盖面广、政府财政压力小等优势，也指出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超级年金面临的抗风险压力。
焦培欣《新西兰：公共年金改革潮起潮落》[41]一文分析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年金的改革，作者认为新西兰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与我国相似，新西兰的公共年金改革可以给我国提供借鉴。
李满奎《新西兰工伤保险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42]一文阐述了新西兰工伤保险体系的内容及纠纷解决机制，也分析了新西兰工伤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思考。
孙英华《新西兰医疗保健制度改革反思》[43]一文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新西兰医疗保健制度的改革内容，并对改革的公平性和效率性进行了评价。
张跃松、肖雪《新西兰公共住房实践：创新与启示》[44]一文阐述了新西兰政府公房保障人群的范围及保障效果，并与我国的保障性住房进行比较，提出了完善我国住房保障的政策建议。
高乐《新西兰社会住宅改革及启示》[45]一文阐述了新西兰公房制度的改革及住房运行机制，并对完善我国住房保障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国内学界关于新西兰社会保障的研究较少，研究成果也较零散，多为针对单个社会保障项目的研究，缺乏对新西兰社会保障制度宏观上的探讨。为此，本书将新西兰社会保障制度置于宏观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力求在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