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兴衰与犹太民族:文明互鉴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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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一次思想实验

本书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实验。犹太民族(1)和犹太教的未来问题引起普遍兴趣,也困扰着许多领导人和一些犹太民众。犹太民族政策研究所已经警告说,犹太民族正处于“兴衰之间”的十字路口。1

与此同时,每天都会有20种或更多种语言的关于犹太教、犹太历史、犹太文化和以色列的新的通俗读物或学术书籍和文章出现。犹太教和犹太历史学术研究的数量与质量所达到的水平史无前例。这些著作的作者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贡献的作品大部分涉及特定的学科、地方历史、特定的事件或特定的时期,他们根据当前西方历史编纂学的主流学术趋势,撰写专门史或微观历史。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都是专家写给专家看的。

但有些东西似乎缺失了。与许多历史学家的观点一致,本书的主要假设是,从历史中学习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因为人类的本性自远古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然而,对犹太人及其未来的一般兴趣,与去理解那些可以解释他们的过去和可能再次影响他们未来的因素不可同日而语。新的方法,即这里的思想实验,是去叩问一些历史学家,他们当中除了个别例外,都不是犹太人,也不曾专门研究过犹太历史,但他们都从长时段的角度写过其他文明和国家的兴衰;本书将反思他们的发现是否也适用于犹太民族。我们不会“叩问”任何历史学家个人,一切都让他们的著作说话。因此,重要的是要记住,本研究的起点不是对当代犹太人状况及其动态的系统回顾,而是对关于其他文明和国家历史兴衰的书籍的研究。当然,人类做不到完全的客观性。我们哪怕在读玛雅文明在中美洲的终结,犹太人的命运其实也徘徊在相关背景中的某个地方。

这种对非犹太历史的暂时信任也许会受到批评,但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大卫·甘斯(David Gans)是前现代最早的犹太历史学家之一,也是他那个时代两位伟大精神领袖——克拉科夫的摩西·伊塞勒斯(Moses Isserles)拉比和布拉格的马哈拉尔(Maharal,即犹大·勒夫[Judah Loew])拉比——的学生。他在1592年写道:“我预料,许多人会说我坏话,谴责我,认为我有罪,因为我从非犹太作家那里汲取素材。……我认为,《圣经》允许我们在非犹太书籍中搜索对我们有一定帮助的事件记录。”2正如海因里希·格雷茨(Heinrich Graetz)3、西蒙·杜布诺夫(Simon Dubnow)4和其他犹太历史辩护者所说,犹太文明在不利条件下的寿命在已知的历史上是无法比拟的,犹太民族不能与其他民族相比,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永久的地理家园,而且没有其他民族能够在如此长时间的离散和迫害中幸存下来。这种论点因而认为,其他文明的兴衰对犹太人来说没有任何可取的经验教训,犹太人最好求助于自己的历史学家。在本书中,有关犹太历史的著作经常会被用来理解一些特定的问题,但这些著作都不算本书的原始资料,因为犹太历史学家通常不会以其他文明的兴衰来看待犹太历史。

在非犹太人中,犹太民族的源远流长常常让一些人感到惊奇,也遭到许多人的否认、怀疑或敌意。然而,犹太人的这种例外并不意味着犹太历史的起伏、犹太教领导者的成败、犹太人集体努力的得失也是独一无二的,也不意味着不能和其他文明比较。只要够谨慎,就可以比较。犹太历史上的片段拼凑起来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但对于许多拼图片段而言,其他文明和国家的拼图中也有类似的片段。

我们试图将从通史中收集到的因素应用于犹太人的过去和现在,而我们的努力所产生的假设不太可能满足学术研究的全部标准。许多学者会对一篇涉及如此多不同学科的评论感到不安:宗教史、战争史、经济学、遗传学、人口学、科学、环境政策等。学术界讨厌边界打破者,往往认可和提拔那些待在本学科疆域内而不经常去陌生领域探索的专家和学者。但是,尊重学科界限可能越来越妨碍了对犹太历史的全面理解。

我不认为本书是犹太民族的历史。它提供了建议和假设,而不是对深入研究的总结。要写一部新的综合历史,需要的不仅仅是见多识广的非专家,而且是其他人将不得不接受的挑战。我所提出的一些假设可以作为有用的起点,促进进一步的讨论。

也许是时候回想一下阿哈德·哈阿姆(Ahad Haam,1856—1927)在20世纪早期出版的那本影响深远的散文集《十字路口》(AlParashat Derachim)。今天和那时一样,犹太人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可以走向不同的方向。他们未来的发展轨迹既取决于自己(即他们的改变能力和采取行动的意愿),也同样取决于外部因素。


(1) “犹太民族”一词将贯穿全文,包括作为一个犹太国家的以色列。“犹太领导人”一词包括以色列的犹太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