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爱和包容，是怎样滋养灵魂、影响表达的

孩子很容易受父母影响，接受父母的思想观念，习得父母的表达方式。

小时候父亲给我讲“空城计”，对坐在城楼上弹琴的诸葛亮之睿智、之从容、之宛如神人渲染备至，听得我也是顶礼膜拜。但坐在一旁的母亲却冷不丁冒出一句：“还不是被司马懿打败了。”这原本是事实，也是《三国演义》明明白白交代了的，但在父亲绘声绘色的渲染下我愣是忘了，母亲这么一说，我心里“咯噔”一下，原来诸葛亮也不是神啊！

在我们家，父亲是主讲人，大多数时候是父亲在宣讲。他似乎也更有资格担当这个角色，我从小就知道，他念过私塾，高中是班长，大学是学习委员，用现在的话说，一直都是学霸。毕业后又一直当老师，一直都是位教育工作者。所以他教育我应该是绰绰有余，我一直对他深怀崇敬，母亲也把教育的主导权交给了他。

我小时候主要是由父亲教育的，但却没有养成只听一家之言，只对一人唯唯诺诺的心态，大概这就要归功于母亲的平衡能力。

母亲没有父亲那样光鲜的履历，甚至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她几乎从不讲自己小时候的事。我是后来读父亲的自传（那时母亲已去世多年），才知道母亲求学之路的曲折艰辛。作为一个农村女孩，她11岁才启蒙读书，读了5年小学就到了“解放初期”，她退学回家帮着父母料理家务，当时已经16岁。又过了3年，局势基本稳定后她才又重拾学业，考入县里女子中学初中部，那时她已经19岁。然后22岁考上县高中，25岁考入四川师范大学（当时名叫“四川师范学院”）。大学毕业29岁时和我的父亲（她的同学）结婚，30岁生下了我。

读到父亲自传中的这段文字时我已年过不惑，经历了世事沧桑，但母亲的身世仍让我震惊。很难想象，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女孩11岁突然要去上学，从识字开始，走进另一个世界？又是什么原因在她16岁被迫辍学时，不是急急忙忙找个人嫁了（和当时万千的女孩们一样），而是又等了3年，在19岁的“高龄”再次踏入了学校？一个女孩，19岁了，还要上初中，她有什么底气这么做？一路读下来，22岁上高中，25岁上大学，30岁才生小孩，这在她成长的那个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

我想她是有资格教育我的，但她没有。大多数时候她从不说我什么，我只是不知不觉从她身上感受到一些气息，受到熏染。

她的一生很平凡，短暂地当过一段时间教师，然后从省城省级单位被调往三线建设基地，在商业部门管过档案，做过十多年的收发员。

对，就是和看门大爷差不多的收发员。做收发员工作的这十多年正是她四十来岁的大好光阴，她把它们用来收发报纸。当然，远不止收发报纸。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我借她的这份工作得到了很多好处。

好处之一是她有大量时间和我在一起，还送了我一个文雅的“游乐园”。

收发室是一个单独房间，不像其他大办公室很多人共用，于是她的办公空间也成了半私人空间：柜子里可以存放私人物品，办公桌也可以分一半给我当课桌。我放学总是先回收发室，做完作业就可以玩了：翻看当天最新的报纸杂志；收集好看的邮票；在废报纸上画画；把废信封装订成草稿本，折成纸鹤、钱包……没有人打扰我，大部分时候妈妈也是在看报纸，偶尔接待一下来取报纸的人。

虽然是一份毫无油水也毫无权威的工作，妈妈却安之若素。这里面的奥妙我也是在多年之后才慢慢感悟到。收发室就是一个自由世界，远离权力便远离争斗，因而也远离控制和操纵。

以她的性情和能力，做好收发工作是毫无困难的。虽然要和单位里上上下下各色人等打交道，她却从未和任何人发生过争执，年年被评上先进。单位有个图书室，管理员是个职工家属，自己并不看书，图书室要订什么报刊，全听我妈妈的，而这些报刊，都在送达收发室的第一时间被我阅读了。

妈妈订杂志的眼光仅从一件事就可以说明。大约是在1978年，我正在上初三。有一天妈妈问我，曾被停刊的《世界文学》复刊了，问我订不订。当时的我，对世界文学的印象只停留在“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的认知阶段。于是我问她，这本《世界文学》好不好看？她说：“也可能你看不懂，但是，还是应该看一看。”我们家自费订了一份。后来听邮递员说，整个邮局也只订出我们这一份。

从此我每两个月就收到一本厚厚的《世界文学》，这本杂志打开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世界。那是1978年！正是在这份杂志上，我读到了一篇剧本，名字叫《飞越疯人院》。这部电影已在国外大火，获得第48届奥斯卡金像奖的五项大奖。但当时绝大多数国人家里连黑白电视机都没有，在电影院里能看到几部解禁的老片子就已激动万分了。

而我，读到了《飞越疯人院》！那是1978年！我14岁！

这个剧本给我的震撼之大，几乎不可估量。从那时起，我的阅读兴趣转向了世界文学，并且不再拘泥于现实主义。后来我在大学开始创作寓言，24岁出版了我人生的第一本作品——寓言集《准备发芽的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出版，首印3万册），里面有很多故事充斥着荒诞元素；以及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中篇小说《双头女人琪和琰》（《江南》杂志2017年2期刊发）故事背景更是直接放在了疯人院！这些蛛丝马迹，很难不追溯到当年，我14岁时的阅读史。

我有一个这样的妈妈，我很难不成为我现在的样子。我继承了她的与世无争，也继承了她对文学的觉知力，还继承了她从11岁识字开始，一路走到大学毕业的韧性，更继承了她带给家庭的平和与开放。

我的妈妈，她是可以和我父亲平等对话的，我的父母都是善良、平和、有知识的人。我成长的家庭氛围从来没有乌烟瘴气，没有谁颐指气使、暴跳如雷。我们习惯于商量，而不是指使。所以就算父亲用他那一套来教育我时，如果母亲不认同，她会说出来，父亲并不会勃然大怒。而最终接受谁的，由我自己定。

有一件事就很能证明。我高中考上了重点中学，到高二时要分文理科班。我想报文科，父亲不同意，“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文科路太窄”。当时的父亲已经是我们当地的“名师”，经常有人上门请教。我似乎应该听他的，但我就是不想听。僵持之际，母亲说：“还是让娃娃自己决定吧，她要是不喜欢，以后也学不好。”于是最终随了我。

我学了文科，读了中文系，哪怕后来有发展不顺利的时候，父母也再未提过老话，从来没有揶揄过我走错了路，入错了行。我在人生道路上有过无数的选择，大到职业、婚恋、投资，小到吃顿饭、买件衣服，他们都给予我这种无边无际的包容。

写到这里，仿佛有些离题。

6岁前给予孩子足够的爱与包容，好处难以穷尽。具体到与写作的关系，那就是爱与包容的环境让孩子内心更自信、更坚定，敢于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想法，也更容易为日后真诚而自由地写作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