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之间的高度相关

中国和全球其他所有主要经济体一样，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全球经济之中。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全球其他国家经济之间的联系，都变得更加紧密了。

中国的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问题其实也不例外。

在中国政府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支持下，全球的投资者都暂时忘却了他们对风险的厌恶，而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不仅有风险，甚至风险很高的资产中去。例如中国的信托产品、房地产市场和A股市场。在进行这些投资决策的时候，很多投资者都有一个印象，那就是中国政府的这种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足够强大，中国政府将会为他们所做出的投资决策买单，中国政府可以保证他们的投资不会蒙受损失。

这种强大的信心和对风险的忽略，导致大量的中国企业和家庭承担了远远超过其愿意或者能够承担的风险。而正是因为中国的家庭和企业的支持，将大量资金投入到这些产品中去，才推动了中国的银行业、影子银行业、房地产行业、A股市场的繁荣发展，甚至有时达到了非理性繁荣的地步。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创出了一个又一个新高，中国的股票市场规模日益扩大、估值日益提升的大环境下，很多投资者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所投资的产品的风险。

由于投资者对于风险的忽略，导致在中国金融体系里融得的大量资金被传输到那些具有强烈融资需求，同时也愿意支付高成本进行融资的企业手里。这些企业和融资方往往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和很多处于严重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不用说，这些愿意支付最高融资成本的借债者，自身的风险也是整个经济体里最高的。

地方政府由于有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动力，所以有非常强烈的融资需求，为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城改造筹措资金；房地产开发商则需要融得大量资金为下一轮的经济扩张和房价上涨做好充足的土地储备；而那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不但需要新资金的注入以帮助企业渡过财务难关，更需要有充足的资金在严酷的价格战中保住资源，抵御竞争对手的攻击或者将竞争对手赶出竞争市场。当然，其中也不排除另外一个可能，那就是有些企业必须完全通过新的融资来偿还它们之前的债务。

无论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还是产能过剩的企业，它们具体的融资需求是什么？政府提供的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为投资者做出投资决定提供了信心保障，也给融资方铺平了道路。而这些投资也确实对中国经济在过去20多年所获得的高速发展功不可没。

然而遗憾的是，就像生活中很多其他美好的事物一样，凡事都要适可而止。中国政府提供的越来越多的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经过过去近20年高歌猛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居民和投资者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野蛮生长下去，而是可能面临大幅调整甚至下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房地产行业这一过去近2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最重要的推手和驱动力，恰恰很可能是中国产能过剩最严重的行业。面对这些产能过剩率达到50%甚至100%的行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这种通过政府隐性担保大举借债以推动经济短期高速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还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就像我们刚才讨论过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直接决定了中国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和中国政府的信用评级。而中国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又进一步决定了中国政府提供的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价值与公信力。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也将相应放缓。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项目的决心，决定了财政收入放缓的时候，又恰恰是中国政府财政支出面临大幅上涨的时候。由此可见，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面临非常不同的新情况和新常态。

其次，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地方的土地出让收入。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滑坡，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甚至比中央政府更大。一方面，房价的下滑导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的持续下降；另一方面，随着金融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成本也将随着财政收入来源的枯竭而日益上升。这种由房价下跌所引发的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不但会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急剧增加，也会限制地方政府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

一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能够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提供大量的推动经济增长的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很难想象中国的经济还能像过去30余年那样保持高速增长。而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政府提供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的能力也会随之下滑，从而减弱政府推动下一轮经济增长的能力和实力。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恶性循环，影响中国经济在今后中长期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财政稳定性和深化经济改革的力度，都将因此面临严重的挑战。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这种在过去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必须得到妥善的调整和积极的改革，以达到中国经济稳定有序、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