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速增长期面临增速“下台阶”风险

回首内顾，时光荏苒。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实现了4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崛起是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全球最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也是形成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重要塑造力量。但是，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表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并实质性地步入了潜在的中速增长期。同时，逐级而下的经济增长趋势表明，实现中速增长也绝非易事。

经济中速增长的本质意义在于，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将转向主要由消费拉动，特别是由内需作为基本动力。不同于投资增长与出口导向联动的增长动力体系，以消费为主导的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难以支撑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在高速轨道，同时，这也是经济发展从重视量的增长转向更注重质的提升的契机。当然，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始终是推动发展的主线，也是尚未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中人口大国所必须坚持的目标。

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正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发展进程就逐渐偏离了原有航向。意识形态冲突、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矛盾深刻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正处于转型升级期的中国经济，除了承受着中美贸易战的压力，还面临技术封锁持续加码，以及鼓吹“脱钩断链”和所谓“去风险化”的挑战。当前，全球经济深陷衰退压力，以及俄乌冲突所引发的经济撕裂之中，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受内外部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也正处于大转折时代。

早在2013年，中国政府就做出了经济发展已进入“三期叠加”阶段的判断，敏锐地意识到经过30多年快速经济增长，国民经济积累了诸多矛盾和问题，并已成为制约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重大瓶颈，确认经济已步入潜在中速增长的新常态。依据此判断，国家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涉及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到国有企业改革等众多领域，政府着力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和防风险，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处于合意区间。

为继续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2020年4月，国家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适应国内外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大背景下，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战略。2022年4月，国家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这是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从2006年的67%下降到2021年的32%后，国家推动经济实现“双循环”，尤其是着力实施内循环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标志着内部需求、内部市场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力量。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发展转型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经济增长的脚步日渐沉重。2022年受疫情冲击，经济增速回落，同年第四季度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后，尽管给经济增长带来较大的正向作用，但仍没有能够完成5.5%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全年GDP增速只有3%，这是中国经济多年来从未遇到的困难局面。

随着疫情基本退去，社会生活转入常态，经济增长也得以恢复，2023年上半年GDP增速达5.5%。然而，经济复苏的势头并不稳固，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尽管消费已成为增长的最大动力，但消费复苏势头正在走弱，除了服务消费保持较好增长态势，商品消费尤其是大宗耐用商品、房产等需求增速不佳。与此同时，投资增长呈现疲态。2023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8%，明显低于2022年5.1%的增速，特别是民间投资增长疲弱，增速只有1%。出口受到外部经济环境影响出现回落，第二季度出口增长-1.6%。因此，消费增长不及预期，民间投资信心不足，出口增长缓慢甚至收缩，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大，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达21.3%，这些都显示经济增长失速风险正在增加。

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资源禀赋和配置条件已然发生重大变化，即使要实现潜在的中速增长目标，也并非易事。经济增长呈现“下台阶”式的下行趋势，这确切表明经济增长已步入转折时代。这个时代的增长有几个突出的特征：一是传统经济增长动力出现实质性衰减，并有加速趋势；二是资源要素约束强化和资本产出效率衰退加快；三是制约增长的各类结构性问题日渐突出，并成为抑制增长的主要矛盾。要实现经济中速平稳增长，须防止增速下滑出现“过冲”，并演变为常态化，避免经济跌入自我紧缩的下降通道，形成螺旋式惯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