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统一文明，是中国文明形态最基本的范畴定性。

这是中国文明五千余年历史实践所呈现的目标性所确立的。

历史实践，是任何文明形态生成与发展的原生态呈现，是认知任何文明的基础“材料”大海。对于一个以诸多民族构成的民族群为生命主体，又有辽阔生存空间的庞然大国，历史实践生成的种种“材料”几乎是无边无际的。要从庞大芜杂的“材料”海洋中发现历史主流的走向，及其经由长期冲击所形成的具有稳定外在形态的框架，则如同大禹治水，首先必须在“浩浩怀山襄陵”的纷纭乱流中发现洪水主流的趋东向海走向，才能确立向海疏导的治水路径。

中国文明的历史实践主流，是有清晰走向的。

这一历史主流，就是持续不断地走向统一国家，及持续不断地维护统一文明形态的浩浩大潮。总体上看，前三千余年的历史主流，是不断走向更高的统一生存形态，直到秦帝国创建出巅峰高度的统一国家文明。从黄帝时期基于消除无序争夺，创建早期族群大联盟政权，中国民族群就开始了走向更高统一形态的历史脚步。其后，历经五帝时期的发展，在相对统一政权下能够达成有序生存发展形态，已经成为中国民族群的自觉认知。唯其如此，当洪荒大灾难来临的危机时期，才有了舜帝强力有效组织的大禹治水。历经尧、舜、禹三代大联盟政权艰苦辉煌的奋争，夏人族群创建了具有坚实根基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夏。由此，中国开始了国家文明的历史进程。

夏王国，是以“天子”直领（直接治理）的“王畿”族群聚居区域为核心；对其余现存的诸多独立部族，则承认为拥有自治权的“诸侯国”，名义上对夏王国“称臣”。如此形态的王国，以现代国家理念看，就是邦联制国家。发展到商王国时期，商王除直领王畿之外，对诸侯邦国已经有了部分干预权；成为半邦联又半联邦性质的国家。再到西周王国时期，历经周公东征之后，王室有效控制了天下土地与人口。因此，诸侯国变成了由周天子直接封赏的附属邦国，王室具有极大的军政号令权。由此，西周王国发展为成熟的联邦制统一国家。在如此一千五百余年中，中国逐步向前，终于发展到成熟联邦制的统一文明的新高峰。

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民族群以多元思想大争鸣为历史形式，完成了对既往生存历史的自觉总结，对诸侯分治的危害性与灾难性有了深刻认知。由此，生成了“天下向一”，即走向更高统一的思想潮流。正是有了这五百余年的历史认知基础，秦帝国才能创建出最具典型性的大国统一文明。若是没有既往不断走向更高统一生存形态的历史基础，没有春秋战国时代完成的统一文明自觉，秦帝国不可能创建治权统一的新国家文明；即或是能够创建，也不可能具有后世无可撼动的历史根基的坚实性。

此后两千余年，则是坚持延续统一文明，并坚持维护统一文明的历史进程。在这两大时期中，都曾经有过统一文明濒临破碎的重大危机。前三千年，除了夏商两代各自在中段出现过分裂危机，尚有春秋时期“四夷侵扰，中国不绝如缕”的重大文明危机。后两千余年，更出现过已成既定事实的几次分裂时段，都是空前深刻的濒临崩溃的文明大危机。但在历史过程中，中国民族群都依靠高度的文明自我认知，依靠强大的国家理性凝聚力，坚持浴血奋争，使统一文明始终颠扑不破。也就是说，每遇统一国家文明分裂的重大危机，中国民族群总能依靠深入血脉的强力奋争，一次次地冲破惊涛骇浪。

近代以来，中国从列强入侵、山河破碎、遭遇国家文明转型的三重危机中，掀起了救亡图存大潮；历经百余年巨大牺牲，终能历经两次民主主义革命而进入现代统一国家。其间之艰难壮烈，举世罕有其匹。应该说，这是中国五千余年统一文明长河中最为艰苦卓绝的一曲国家文明之英雄奋争交响曲。这种始终以统一国家为最高目标的历史实践，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国家文明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