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氏兄弟的诗中为什么没有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记载

与曹雪芹关系密切的敦诚、敦敏兄弟，在他们的诗文中为什么没有关于曹雪芹写《红楼梦》的任何文字记载？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敦氏兄弟等都是宗室诗人，在宗室诗人的圈子里很有地位，而在当时的社会写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写诗作文才是正经事，所以在敦氏兄弟的诗文中不提曹雪芹写《红楼梦》，是不奇怪的。但我们注意到，在敦氏兄弟的诗文中却多次赞赏曹雪芹的诗写得好，有诗才，称赞曹雪芹有才华；二是有所顾忌，这可以从弘旿在永忠诗上的批语看到端倪。我们前面提到永忠有《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_姓曹》，在这首诗上，弘旿有一段眉批极为重要：“此三章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弘旿是乾隆皇帝的堂兄弟、永忠的堂叔父。从弘旿的批语中，我们清楚了这样几件事：一、当时《红楼梦》只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传阅，“非传世小说”（明义也说“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二、这些宗室子弟早就知道了有《红楼梦》这样的小说，但不敢去借阅，“恐其中有碍语”。这与这些人的身份，与当时的政治氛围，也与写书人的背景和《红楼梦》的内容有关系，毕竟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家被雍正皇帝抄了家，是戴罪之身。而曹雪芹的姑姑就是一位王妃，她的丈夫即曹雪芹姑父纳尔苏也被削了王位。我想这恐怕就是敦氏兄弟的诗文中不明确提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最主要原因。联系到《红楼梦》第一回作者在交代“来历”时，也一再说“亦非伤时骂世之旨”“毫不干涉时世”等语，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敦氏兄弟的诗文中不提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了。

说敦诚、敦敏兄弟在诗文中一点也没有提到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其实也不尽其然。在二敦兄弟与曹雪芹交游的诗文中，有些内容很是耐人寻味。一是敦氏兄弟极力赞赏曹雪芹的诗才，如“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敦诚《寄怀曹雪芹_霑》）、“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敦敏《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二是透露了曹雪芹“著书”的消息，如“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敦诚《寄怀曹雪芹_霑》）、“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敦诚《挽曹雪芹》）、“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敦敏《题芹圃画石》）；三是常提“秦淮旧梦”，如“扬州旧梦久已觉，且着临邛犊鼻裈”（敦诚《寄怀曹雪芹_霑》）、“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敦敏《芹圃曹君……感成长句》）、“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敦敏《赠芹圃》）。为什么敦诚、敦敏兄弟一再说“秦淮旧梦”“忆繁华”这类诗句？把二敦兄弟这些耐人寻味的诗句，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其他证据联系起来，与曹雪芹的家世，与他们的叔叔墨香把《红楼梦》借给永忠等联系起来看，还能说二敦兄弟没有提到曹雪芹写《红楼梦》吗？

余英时先生曾写过一篇《敦敏、敦诚与曹雪芹的文字因缘》的文章，似乎没有引起红学界太多的关注，不像他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这两篇文章那样有影响。其实这篇文章对研究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创作，是很值得重视的一篇力作。余英时先生说：“我最近细看《四松堂集》和《懋斋诗钞》，发现其中与《红楼梦》及所谓脂批颇有相互照应之处。我的初步结论是：不但曹雪芹在撰写《红楼梦》时曾受到他和二敦的文学交游的影响，而且所谓脂批中可能杂有二敦的手笔。”余英时在这篇文章中，列举了“破庙残僧”“太虚幻境”“二丫头”“绿蜡”“借景”“庄子”“口舌香”“二贤之恨”“近之女儿”“梨园子弟”等十个例子，探索曹雪芹与敦敏、敦诚的文字因缘，他认为有的是曹雪芹受到了二敦兄弟文字的影响，有的则是二敦兄弟受到了《红楼梦》文字的影响，这对探索曹雪芹与《红楼梦》创作是很有意义的。如“破庙残僧”的例子。《红楼梦》第二回，写到贾雨村：

这日，偶至郭外，意欲赏鉴那村野风光。忽信步至一山环水旋、茂林深竹之处，隐隐的有座庙宇，门巷倾颓，墙垣朽败……想着走入，看时只有一个龙钟老僧在那里煮粥，雨村见了，便不在意。及至问他两句话，那老僧既聋且昏，齿落舌钝，所答非所问……

敦诚《鹪鹩庵杂志》第十六：

独居南村，晚步新月，过一废寺，微微闻梵声，见枯僧坐败蒲上，因与之小语移时……

又，敦诚《四松堂文集》上《寄大兄》云：

抵南村，便览一庵下榻。榻近颓龛，夜间即借琉璃灯照睡。僧既老且聋，与客都无酬答，相对默然。

这个材料的对比首见于周汝昌先生1953年初版的《红楼梦新证》第七章“新索隐”。周汝昌先生认为上面《红楼梦》中的描写与敦诚的描写“所叙盖极相似。雪芹必实有此经验，始能假以写于雨村，此则小说虽虚亦实之处”。余英时则认为，敦诚的《寄大兄》写于曹雪芹卒后，“周汝昌推测雪芹亦有类似经验，固可备一说。但我则认为敦诚是受了《红楼梦》第二回的暗示，遇到类似的情景，便不免特加注意”。余英时还认为，《寄大兄》中提到的曹雪芹的名字，“全书思想感情极与《红楼梦》契合，似非偶然。所以我认为此书可看作是敦诚曾读过《红楼梦》的证据”。

又如“太虚幻境”的例子。《红楼梦》第五回写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而在敦诚的《午梦记》中居然也写到了“太虚幻境”：

余非至人，往往多梦，梦觉思之，是想是因，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丁丑夏，客松亭山，鸡窗无聊，每于午后便效坡翁摊饭，手持一卷，卧仰屋梁，俄而抛书遽然入梦。觉来未及反侧，梦境尚迩，静而思之，渺焉茫然，若有若无。……嗟乎！如非梦人则已，若同一梦也，何不听乐钧天而忘味帝侧，又何不直入太虚看鞭龙种瑶草，俯瞰下界，九点一泓。不然如邯郸道上黄粱富贵，亦可差快一时。或如巫山之游，枕席高唐，亦可风流朝暮。即漆园之蝶，郑人之鹿，亦无不可。今数者不得其一，徒以至幻之身，入至幻之境。人生大梦，而大梦复梦，又于梦中说梦。梦觉圆梦，吾不知幻之至于何地而后止。（《四松堂集》卷四）

余英时认为敦诚的梦及其所入之“至幻之境”多少受了《红楼梦》的暗示，认为：“这是敦诚深悉《红楼梦》内容的另一条证据。”并指出，敦诚的《午梦记》写于丁丑之夏，同年的秋天他便写了《寄怀曹雪芹_霑》的长诗，诗中恰有“扬州旧梦久已觉”“不如著书黄叶村”之句。因此认为：“敦诚的‘梦’和雪芹的‘梦’之间殆有文字上的因缘，不是单纯的偶合，更是信而有征了。”

再看“绿蜡”的例子。《红楼梦》在元春省亲的描写中，写宝玉咏怡红院五言诗，有句“绿玉春犹卷”，宝钗让他把“绿玉”改为“绿蜡”，余英时发现敦诚、敦敏兄弟的诗也有用“绿蜡”一典的。敦敏的《芭蕉》五律有句：“绿蜡烟犹冷，芳心春未残。”敦诚《未放芭蕉》有句：“七尺当轩绿蜡森。”余英时认为曹雪芹改“绿玉”为“绿蜡”很可能是受了二敦影响，他说：“我们试把雪芹的‘绿蜡春犹卷，红妆夜未眠’与敦敏的‘绿蜡烟犹冷，芳心春未残’对照看，立即可看出它们之间必有渊源，因为句法和遣词吻合到这种地步极少可能是偶然碰巧。”

余英时说：“以上我列举了十项证据来说明二敦和《红楼梦》以及所谓脂批的关系。从最严格的考证标准来看，这些证据当然并不是最理想的，因为它们都属于所谓‘间接性的证据’。而且作为证据而言，它们之间的力量强弱也并不完全相等。但是就红学考证的特殊情况来说，则它们都已可说是很具说服力的证据了。……曹雪芹生前在文学上关系最深的人便是二敦。现在我们从二敦的诗文中找出了这许多和《红楼梦》及其批语有关合的线索，这决不可等闲视之，尤不可以‘偶然巧合’解之……总之，以二敦与雪芹交谊之深，再加上他们所流传下来的诗文数量之少，而其间居然有这许多足以和《红楼梦》及其批语相互参证之处，这是考证红学者所必须特别注目之所在。”余英时的见解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字与《红楼梦》第一回的“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叙述联系起来看，与那么多条说曹雪芹是作者的脂批联系起来看，再联系到永忠、明义的文献记载，再联系到二敦兄弟一再所说的“秦淮旧梦”“忆繁华”等，曹雪芹与敦氏兄弟的这些“文字因缘”，是不是可以作为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佐证呢？

这里我们还可以再举出一条材料，据《红楼梦大辞典·下编·曹雪芹家世交游·贻谋》条：

贻谋（1741—1776），名宜孙，字贻谋，以字传。恒仁长子，桂圃（宜兴）胞兄，敦敏、敦诚从堂弟。生于乾隆六年辛酉，卒于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二十七年壬午，贻谋、敦诚、敦敏等文友雅集于此（贻谋家东轩）。贻谋拿出所藏宋元明名家书画数十轴，请各位品鉴题诗。敦诚、敦敏各题诗四首。敦诚第四首诗是题明代著名画家仇实父《东山携妓图》。《四松堂集》付刻前底稿本中有一条杂记记载：“贻谋家藏古画数十轴，皆宋元明人名迹。一日在东轩焚沉香，瀹佳茗，命余一一品题，各为小诗。内有……仇实父《东山携妓图》，人物飘逸，上有王文肃公题句……”《红楼梦》第五十回说贾母房中挂一幅“仇十洲《双艳图》”。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故事上甲戌本有眉批：“余素所藏仇十洲《幽窗听莺暗春图》，其心思笔墨，已是无双，今见此阿凤一传，则觉画工太板。”

贻谋是不是诸多早期批书人之一？这是很可能的。喜欢收藏仇十洲画的贻谋，请敦氏兄弟欣赏品鉴。而在《红楼梦》中偏偏就写到了“仇十洲《双艳图》”，这与敦氏兄弟能没有关系吗？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素材不仅来自于他本人的阅历，也有可能来自他的家人以及朋友，未必事事都是亲身经历了才能写出来。王熙凤说：“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王熙凤没赶上“接驾”，但她对祖上“接驾”的事一点也不陌生，这是他们家的“盛事”，“鲜花着锦”的喜事，她怎么能不知道呢？还有家里的长辈、有赵嬷嬷这样经历过的老人不是也能说说吗？认为曹雪芹没有经历过曹家繁华兴盛的生活，就写不出《红楼梦》，是没有道理的。生于1828年的托尔斯泰也没有经历过1812年的俄罗斯卫国战争，但他仍能写出伟大的战争史诗《战争与和平》。同样的道理，曹雪芹没有经历接驾康熙帝南巡，也能写出元妃省亲这样的故事。更何况，说曹雪芹完全没有经历过江南曹家繁华兴盛的生活，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如果曹雪芹十三四岁离开南京，那么“秦淮旧梦”“忆繁华”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人或许还会质疑，你说有曹雪芹这个人，那为什么他们家的宗谱上没有他的名字？我不禁要问，我们发现了曹家家谱了吗？质疑者说的一定是《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准确地说，这是一部“辽东曹氏宗谱”，是清同治年间由辽东曹氏第三房即五庆堂这一支重修的，曹雪芹家这一支是第四房。所以在这个辽东曹谱上，五庆堂这一支比较详细，曹雪芹家这一支就不那么详细，在曹雪芹他们家这一支到曹颙、曹、曹天佑，以下就没有了。在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中，曹颙名下有曹天佑，官州同，这显然不可能是曹雪芹，因为曹雪芹根本就没有当过官，而曹雪芹极有可能是曹的儿子。但在五庆堂谱中，曹之下就没有了，这恐怕和曹是获罪之身，而曹雪芹又没有“身份”有很大的关系。由此可见，《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中没有“曹雪芹”，并不能成为否定曹雪芹存在的根据，更不能成为否定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根据。

另外，还有的人质疑，如果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曹寅有号“雪樵”，那么他的孙子怎么还能号“雪芹”呢？其实，古人对名、字是比较讲究的，对“号”不是那么严格，一个人也可能有几个、十几个乃至更多的号，所以曹寅有一个“雪樵”的号，他的孙子有一个号“雪芹”，根本不算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