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1847年的联合省议会
“联合省议会”这个名字看起来十分古怪。它有什么工作职责？为何建立？谁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在1847年，普鲁士还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国王完全掌握行政权和立法权，制定或撤销法律就在国王的一念之间，国家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民主代表机构。不过，在拿破仑屡战屡胜的普鲁士危难时刻，腓特烈三世曾许诺说：“普鲁士各省乃至整个国家都可以选举民主代表。”
1815年，拿破仑忽然从厄尔巴岛秘密回国，令整个欧洲震动，而腓特烈三世为了打败他也再一次做出了同样的承诺。在爱国者和忠诚的人民的努力下，普鲁士赢得了解放战争，解除了民族的危机——但腓特烈三世则把他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他只是在1820年颁布了一道命令：今后如果国王要借公债，必须要征得国家会议制度（Reichs-Stände）的同意。
谁来组成国家会议制度？等到国王政令需要实施时，答案自然见分晓。腓特烈三世直到1840年去世时都没有出现过要借公债的情况。他的长子腓特烈四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精力旺盛、能说会道、富有智慧、有敏锐的艺术和文学嗅觉——可惜，他唯独不具备做国王和统治者所必需的那些品质。在普鲁士的动乱时期，他的弱点被更加明显地凸显出来。他缺乏目标感，厌恶做简单和合乎逻辑的事情。他的密友冯·格拉赫将军曾在日记中写道：“国王认为他的大臣们是一群蠢货（Rindvieh），总是不厌其烦地和他讨论国家事务。”腓特烈四世将一切普鲁士的优良传统视为眼中钉，对官僚机构和公务员有一肚子不满意，即便他们尽职尽责、廉洁奉公、没犯任何错。他还总是有一套响亮的说辞，用来粉饰自己的荒唐想法——但这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俾斯麦曾在晚年时评论说：“如果你试图控制他，会发现他本性圆滑，完全不受控制。”
然而，现在国王必须面对国民代表权的问题。随着铁路时代的到来，普鲁士不得不开始修建铁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铁路是连接柏林与普鲁士东部各省的铁路，这条线路不仅军事上举足轻重，经济意义也十分重大，是一条不得不修的大动脉。然而，普鲁士此时已经掏不出修建铁路的资金，唯一可行的途径是借公债，而借公债就势必要征求国家会议制度的同意。最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国家会议制度的具体形式、制度结构和会议代表成分问题。对于腓特烈三世关于国民代表权的承诺，普鲁士人民，或者至少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都期盼着“国家会议制度”的实施能推动国民代表权的实现，并促进普鲁士宪法的制定。可是，国民代表权和制定宪法属于自由主义的要求，而这正是国王所深恶痛绝的，他认为自由主义等同于发动革命。在他看来，国民代表权与可怕的人民主权原则有着密切联系，与他的神授君权（Gottesgnadentum）水火不容。另外，他也认为，给民众划分等级（Stände）符合自然之道和基督教秩序。众所周知，1789年的法国三级会议（États Généraux）将议员分为三个等级——贵族、神职人员和第三等级（Tiers État）；而法国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摧毁等级界限，消除等级区分，合并为一个议会。腓特烈四世国王希望回归到革命前的状态，召开一个由骑士封建主（Ritterschaft）、城市居民（Bürgerschaft）和农民（Bauernschaft）三个等级组成的议会，并要求普鲁士各个行政区的省级议会（Provinzial-Landtag）也要遵照这种构成方式。1847年2月3日，腓特烈四世下令召开由各省议会组成的联合大会，“联合省议会”自此形成。
腓特烈四世的做法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人们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这也难怪，毕竟“联合省议会”和国王承诺的民主代表机构不同，只是一个胆小怯懦、神经质的浪漫主义者伪造出来的替代品。当然，无论“联合省议会”有着怎样多的缺点，它仍然是普鲁士向君主立宪主义迈出的巨大的一步。国王开始允许报纸如实发表议会辩论的逐字报告，而此前，严苛的审查制度一向禁止报刊以任何方式刊登德国或普鲁士的政治事务。议会辩论内容发表后，柏林或马格德堡、格尼斯堡或科隆的读者第一次读到了这些与自身权益息息相关的内容。对于这个完全没有什么“出版自由”可言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那些发表令人叹为观止的演讲，无畏捍卫民众权利与自由的人能够第一次出现在普鲁士人民面前，而他们也因此备受追捧；少数反对自由主义呼声的人却不得人心，甚至被人民视为仇敌。
然而，有一个人不仅对这种不得人心毫不在意，甚至还追求人们来讨厌他。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萨克森骑士（Sachsische Ritterschaft）的代理人俾斯麦—申豪森（Bismarck-Schönhausen）先生[1]。他有着最保守、最反动的观点，为了强调，他甚至不惜用最令人反感的方式来表达。他与冯·格拉赫兄弟交往密切，有时还公开在议院讲坛上发表与他们一致的观点。俾斯麦独特的表述方式带有浓郁的个性风格，批评力度大且富含讽刺意味，当时容克无出其右。这一时期，年纪轻轻的俾斯麦已能熟练运用这种技巧，任意解读对手的观点，令其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他的一系列主张和极具挑衅意味的表达总是能令公众感到愤怒。用当时一位自由党领导人的话来说就是“俾斯麦是中世纪精神的化身”。很快，普鲁士宫廷和容克贵族们便将俾斯麦视为捍卫他们的思想和利益的最强有力的人物。
联合省议会否决东普鲁士铁路的公债申请后，大会便提前结束了。联合省议会的否决意义深远，通过它，我们可以一窥这一时期普鲁士人民的典型心理。这条铁路的用处和意义非同小可，但大多数议员（包括和这条铁路利害攸关的东普鲁士议员）仍然否决举公债，理由是不合宪法。他们质疑联合省议会的合宪性，批评联合省议会不符合1820年的法律，而该法律从未被废除过，理应具有法律约束力。他们提出，普鲁士君主国是一个法治国家（Rechtsstaat），法律高于一切，国王也不例外。违反宪法的行为只会威胁国家的未来和前途，无论这条铁路再怎么不可或缺，为了维护宪法的无上尊严，他们宁愿推迟修建。值得注意的是，普鲁士议会绝非激进派，反对派的大多数成员也秉持着极为温和的自由主义；若是在英国，他们的主张甚至根本称不上是自由主义。
联合省议会闭幕后，俾斯麦于1847年7月与约翰娜·冯·普特卡默完婚。这段幸福婚姻一直维持了47年，直到1894年约翰娜离世。俾斯麦对这段婚姻十分满意，虽然约翰娜资质平庸，思想或头脑完全无法与俾斯麦相提并论，但她仍然是俾斯麦的理想型妻子，因为俾斯麦从没想过娶一个能做他助手，或能进行深层思想交流的妻子。约翰娜不理解甚至不关心俾斯麦的政治主张。全世界铺天盖地地讨论俾斯麦的主张时，她依旧一无所知，但俾斯麦并不认为这是妻子的缺点。在他看来，妻子只属于家庭领域，而约翰娜具有俾斯麦看中的所有必要的特质。约翰娜将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扮演得很好，她富有爱心，细心体贴，倾力照顾俾斯麦的生活，毫无条件地崇拜、追随他。俾斯麦和他人起政治冲突时，她会用无比单纯而片面的视角理解这一切。她友好地对待俾斯麦的朋友和追随者，由衷地憎恶和俾斯麦起冲突或相对立的人。
度蜜月期间，俾斯麦在威尼斯见到了国王腓特烈四世，两人进行了漫长而私密的谈话，由此看来俾斯麦在联合省议会的演讲和表态已经得到了这位国王的认可和欣赏；也许，那时的俾斯麦已经开始期待得到国王的提拔了。不过也恰好在此时，有一件重大事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注释
[1]申豪森（Schönhausen），地名，位于今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俾斯麦出生于此。——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