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项指导原则
以英雄主义的观点来看，丽贝卡的做法更像是投降妥协，而不是什么勇敢行为。指控米勒的证据是有力的，法律站在丽贝卡这一边。从伦理角度来看，丽贝卡似乎应该解雇米勒，而这也正是她心中深信不疑的念头。同时，解雇米勒看起来也颇有可行性——毕竟，丽贝卡是老板，而且她也并不是个害怕对阵较量的人。
那么，为什么她恰恰没有开展行动，做“正确的事”呢？为什么她不采取一种直截了当的、强悍有力的方式呢？或许是因为她上任伊始，缺乏信心？或许米勒曾经恐吓威胁她，就像对其他许多人那样？然而，即使想把丽贝卡的行为解释为胆小怕事，也不太能站得住脚。
答案是，她冷静而现实地观察了自己的处境，认定正面进攻是毫无用处且不负责任的做法。幸运的是，她并没有把这件事看成对自己勇气的考验，或者是主持正义的机会。她希望的是维护医院的利益，而不是拿自己的职位和名誉冒险。她意识到除了CEO的头衔，自己并没有多大权力。丽贝卡感到自己正在雷区中穿行，而小心迂回是最好的前进路线，她以这种方式实际而尽职地解决了米勒问题。
丽贝卡的成功之处在于她看清了所处的局势。不是因为她多么了解医院的情形或与她打交道的人，所有这些对她来讲都是陌生的。对她帮助最大的，是她对世事的了解。在她观人察事的时候，遵循的是四项指导原则。它们使她了解真正的局势，避免可能的伤害，同时非常准确地判断自己的处境，安全地驶出了身边汹涌狂暴的湍流。
你并非什么都知道
需要运用沉静领导之道来处理的局面往往是复杂的、动荡的、危险的。摆脱并控制这种局面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而不是夸大你对事态了解的程度。
想一想围绕在丽贝卡身边的不确定因素吧。一些是个人因素与专业因素。她或者其他任何人有使圣克莱蒙医院翻身的能力吗？医疗发展日新月异，行业竞争紧张激烈，而她的医院积弱已久。丽贝卡在接受CEO职务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但她常常在清晨很早醒来，躺在床上，怀疑自己是否脑子出了毛病。她估计自己很多年都弄不清这件事情。
管理层的政治关系则是另一个不确定因素。当丽贝卡开始在圣克莱蒙医院工作的时候，她并不知道谁不胜任工作，也不知道谁真正站在她这一边。如果她在头一两年里遇到麻烦怎么办？她认为事态在出现转机之前总会每况愈下，她知道重大的结构调整几乎会威胁到每个人。与此同时，董事会中米勒的支持者会把她的表现与想象中米勒的表现做比较。由于凭空想象总要比现实美好，他们很快就会对她的表现产生不满。
当然，性骚扰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雷区。丽贝卡强烈地倾向于相信梅兰妮的说法，尽管她不得不承认这种事儿在某种程度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如果丽贝卡将调查开展下去，米勒差不多一定会否认对他的指控。这会引发一场旷日持久且死缠烂打的官司——无论在法庭上、在董事会里，还是在医院的走廊中。米勒的名声将为他赢得信任，他长期以来的同盟者会给予他支持，而其他人会怀疑丽贝卡的动机——她是想除去米勒这个眼中钉吗？她是想夺权吗？她是害怕与强手共事吗？另外，如果丽贝卡告诉梅兰妮她的官司不一定能打赢，梅兰妮很可能会把事情闹到州议会去。米勒会倒打一耙，当地媒体会趋之若鹜，米勒的同盟者会四处鼓动，而医院的很多时间和精力都会花费在这件事上，而不是用于完成打翻身仗的紧迫任务。
同时，丽贝卡也面对着伦理上的不确定因素。她必须明确对医院、对梅兰妮、对自己，甚至对米勒应负的责任，毕竟米勒有权享受该有的待遇和应有的程序。丽贝卡帮助梅兰妮讨回公道的责任，难道比她保护医院及其名誉的责任更优先吗？这些事情本身已经够麻烦的了，而伦理因素使得整个局面更加棘手、更加危机四伏。像这样对米勒的伦理指控，会在公司内部一石激起千层浪。它们会激发强烈的情绪，增强每个圈子内部人的忠诚度，有时甚至把公司分裂成许多不同的阵营。米勒并没有被指控疏忽大意、判断失误或者有其他什么失职行为，受到抨击的是他的个人品德——连带着，这也指责了他的朋友和支持者的品格和判断力。指责一个人犯错是一回事，而像这样指责他和他亲近的人品质奸邪，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此，对米勒的指控很容易使丽贝卡面对的其他问题激烈化和复杂化。
丽贝卡面前布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因素。一旦出错，会给她本人，给医院，给很多其他人造成伤害。丽贝卡感到危机重重、踌躇不定，所以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不是软弱和怯懦的表现，只能说明她认清了形势。总而言之，丽贝卡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她不会在局势的复杂性上哄骗自己，她采取一种谨慎谦卑的态度来对待问题，乐于相信有很多事她还一无所知。
你会惊讶
这四个字充分形容了沉静型领导者的世界观。像丽贝卡一样，他们总是设法多想几步接下来的棋路。他们进行分析，做好准备，拟订计划。他们揣摩那些未知的因素并审慎地加以判断。然而，甚至在做好了所有这些之后，他们仍然准备迎接各种意外的发生。
换句话说，沉静型领导者相信他们需要和两类未知因素打交道。一类是“已知”的未知因素，它们显然不确定，可能这样发展，也可能那样转变。优秀的领导者试图将这些偶然性纳入计划的范畴。另外一类未知因素更具挑战性。它们是“未知”的未知因素。这就完全无从预料、无法计划了。没人能探测到它们，它们在人身上潜伏着，突如其来地搅乱人们本来的周密计划。
在丽贝卡的故事中出现的这些大小意外，说明了做好迎接变化的准备是何等的重要。包括丽贝卡自己在内，很少有人能够料到她会被任命为CEO。她年纪轻轻，是个外人，还是卫理公会教徒。她从来没在医院工作过，也从来没有领导过整个组织。然而，尽管如此，丽贝卡却得到了CEO的职位。当这个职位空着的时候，无论是米勒和他的同盟者，还是董事会的保守派，都没有预见到这个结果——他们坚信米勒是理所当然的继任者。
当然，米勒事件，对于丽贝卡来说是令人惊讶的意外。同样使她感到意外的是她得知此事的途径——居然是她一向以为自己了解并信任的董事会主席，在她刚刚上任的时候，突然将这件事推到她面前，以及米勒令人费解的愚蠢——他居然不顾丢掉工作和失去成为CEO的机会的风险，对梅兰妮进行骚扰，而且这恰恰发生在寻找新任CEO的这段时间里。丽贝卡惊讶地看到米勒在接受调查时仍保持冷静；看到即便是在困难重重的局势下，梅兰妮依然不屈不挠地坚持指控米勒。最后，她对自己感到吃惊。她一辈子都是个斗士，却受到了米勒的威胁；而就在她刚刚开始梦寐以求的工作之后，她居然怀疑自己是否做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
所有这些意外都是可以解释的，没有一个是纯粹的偶然事件。而隐藏在“未知”的未知背后的逻辑关系，只有在回顾和反思的时候方才露出庐山真面目。或许董事会在聘用丽贝卡的时候是仔细计算过风险的；或许董事会的领导者掩盖米勒事件是为了促使丽贝卡接受她的职位；或许米勒是一个自我毁灭型的人；或许梅兰妮怒火中烧，为了复仇不惜任何代价；或许丽贝卡之所以害怕米勒，是因为他使她陷入压力当中。在它们发生之前，丽贝卡从未预料到会出现这些事。这并不是因为她天真幼稚、目光短浅，或是缺乏想象力。丽贝卡已经非常努力地去了解她要应对的局面，并且认为自己很清楚要冒的风险，但是深刻影响着她在这个岗位上第一年工作的那些因素，说实话都是不知从哪儿突然就冒出来的。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3] 说过，我们可以通过回顾过去来理解生活，然而，若要真正生活却必须不断前行。在回顾中，我们经常会找到有些事会发生而另一些事没有发生的原因所在。但像丽贝卡这样的人面对的问题，同样需要他们向前看。往往会有许多不同的因素和力量在事态发展中起作用，很难说哪一种是影响最大的。
有些人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只要假定人们都依照自己的利益行事就可以了。这看上去颇有道理。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是断续的、延迟的、间接的。有的时候，就像米勒事件那样，他们也许出了差错，或者因懒惰而选择走捷径，也许感情或无意识的想法占了上风，或者不能确定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而即便人们直接追求一己私利，他们与其他有同样做法的人也会发生冲突。利己主义、利他主义、混乱迷茫、贪婪欲望、机会主义、奉献精神，以及理性思考，这种种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偏向何方、强度多大都是我们很难预料的。
对身处今天变幻莫测的世界的管理者来说，理性意味着预料到明天会发生一些今天所不曾想到和不能想象的事情。这就是那句俗话“计划不如变化快”，或者古语“机关算尽，始料未及”的本原所在。这也就是丽贝卡选择一手导演米勒的辞职，而不是将其解雇的原因所在。她不想再冒出任何意外了——无论是米勒反击的能力，还是其他内部成员对于他们一位同伴的失败遭遇的忍耐程度。
丽贝卡很快就发现是非对错的问题是整个事件中最简单的部分。好在她同时意识到真正的挑战是认清这个变幻多端而模糊复杂的局面，并取得事情的进展。作为历史上最大一次战略大进军的策划者和一位谨慎平静的人，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依靠计划方法，但别笃信计划”，1这就是指导她行为的第二项原则。
时刻注意圈内人
时下人们在谈起组织扁平化、内部等级淡化，或是上司的角色向指导员和教练转化的时候，往往会提到第三项指导原则。它明确指出，组织内部划分为地位相对安全的圈内人和地位岌岌可危的局外人。换句话说，组织内部系统的运行就跟太阳系一样，有些人处于离其核心较近的位置上，而其他人则远远地徘徊在动荡不定的外围轨道上。
在大型的传统公司里，圈内人往往是经过长期而激烈的斗争脱颖而出的胜利者——他们已经出人头地，爬上了组织的顶端或占据了关键岗位。在小型的新兴公司里，圈内人则是公司的组建者和贡献资金、技术、重要关系纽带的人。这些圈内人常常拥有大量的公司股票，而且可以买到更多股份，连CEO都对他们俯首听命。
当然，内部核心和外围的界限并不是密不透风的，公司也不会列出名单来指明哪些是圈内人，但是人们对于每个人离内部权力和影响力的核心圈到底有多远还是心里有数的。他们知道谁被邀请参加了重要的会议，而公司在会议召开之前会请教和咨询什么人。他们知道圈内人决定着谁能得到资金、提拔、奖赏和机遇——包括成为内部核心成员的机遇。与此同时，局外人的地位是不甚牢靠的。
丽贝卡对这一切都十分清楚。在以前的工作岗位上，她是一名内部核心成员。如今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在她看来，圣克莱蒙医院的内部核心包括五位长期董事、一位当地的天主教大主教、两位经常代表医院出面的律师，以及几名医院的元老级雇员，其中也包括米勒。虽然作为CEO，在外人看来丽贝卡是内部核心的一员，但事实上她还处于实习阶段。支持她的董事希望与她共事，愿意帮忙，同样，其他董事也会支持别的候选人。然而，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圈内人，丽贝卡必须树立威信、发展关系网。这需要时间，需要长期的共事，尤其需要一份成功的战绩。在此之前，她的地位也是不甚稳固的。
这就是丽贝卡在与米勒交锋时，行动始终极为谨慎的部分原因。设法逼迫米勒辞职，就等于要求内部核心驱逐它本身的一名成员。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但他们也很容易做出其他选择。他们可以先安抚梅兰妮，然后使他们的朋友米勒在一段漫长而从容的时间内体面地离开公司。或者，米勒的一些长期盟友甚至会试图帮他抵赖。他们中的某个人很可能会说：“这种性骚扰的事儿，一般还不是各说各的吗？我认识米勒都这么多年了，我才不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事来呢。”
如果有可能的话，丽贝卡希望米勒能迅速辞职，悄然消失。尽管认为他活该被扫地出门，连半个子儿的解雇费都不该给他，但她还是采取了另外的方式。如果米勒真的被开除的话，他一定会反击，会煽动他的支持者，会威胁去法院打官司，会毁谤丽贝卡的名誉，会使整个医院陷入长期的争执中。丽贝卡想避免出现这些情况，把米勒事件迅速处理掉，着手解决医院面临的紧迫问题。如果角色掉转过来的话，她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法。然而，尽管她是米勒的上司，尽管她有指控他的有力证据，但丽贝卡始终没有忘记谁是圈内人，谁是局外人，所以她的做法恰如其分。
信任，但选择对象
我们生活在一个玩世不恭的年代——电视和报纸上经常会报道一些公众人物泥足深陷甚至一身污点；历史学家们证实了往昔几乎所有伟大人物的弱点和失误；社会调查常常表明，大多数人对公务员、商业家、律师以及其他的许多职业评价相当低；在企业里，许多人都听说过关于高层领导者的负面“内幕”。
对待所有这些负面的信息，一种选择是将其视作生活中的基本事实来接受。当然，另外一种选择是努力超脱出犬儒主义者的思想境界，坚持对人类本性抱有希望。后者的想法值得钦佩，但结果却使得人们在流氓恶棍和损人利己者面前毫无防范，不堪一击——太多的信任其实是过犹不及的。
对沉静型领导者来说，信任就像一块美丽的水晶制品，得之不易、价值不菲、脆弱不堪。沉静型领导者并不愤世嫉俗，但他们在付出信任时是相当谨慎的，不会把它当作随便丢出去的零钱那么随意。他们努力赢取别人的信任，希望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们察人观物，断定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是否有价值，然后再谨慎行事。
这正是丽贝卡对待米勒的方式。她没理由信任他这样的老滑头，而且，在丽贝卡到来之前，他在圣克莱蒙医院这个小王国里一直处于王储的地位。他绝对可能知道丽贝卡正在调查他，并正在做反击的准备。她必须清楚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会不择手段。意大利有一句谚语：“对耳闻的事一句也别信，对目睹的事也顶多半信半疑。”它形容的正是丽贝卡对米勒的态度。
但是米勒的问题对她来说还不算复杂。显然她不能相信他，她也没有这样做。真正的问题在于判断谁有可能支持她——在这个性骚扰事件上，以及在医院迫切需要的一些重大变革中。丽贝卡从来没有与医院的任何雇员或领导成员共事过。相反，米勒的朋友遍布整个医院，有他聘用来的人、提拔过的人、共事过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人身上贴着标签：“我是米勒的人。”在最初的几周里，丽贝卡对人们做出了初步的判断，但这是暂时的。由于是新来的一把手，任何人在对她表示肯定和支持的时候都是审慎的。建立信任需要时间，让丽贝卡深度相信任何人都还太早了点儿。
甚至连丽贝卡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也都还是脆弱的。她上任的时候，那些董事对她说非常期待与她合作，而且随时乐于助她一臂之力，通过几个小时的相处，她对董事会主席也产生了好感。可是，没有任何人向她提起过有米勒这枚定时炸弹，丽贝卡认为让她恢复对董事会的信任需要很长时间。并且，她不可避免地怀疑，除此之外到底还有多少事是自己所不知道的。
总之，当丽贝卡理智现实地观察自己的处境时，她难于确定任何可以相信的人，这也是她没有采取直接而强硬的手段的另一个原因。在不知道谁会在暗中给她使绊子之前就贸然行动，是相当愚蠢的。
丽贝卡这个故事的最后一幕，证实了用非常理智、非常现实的态度来看待棘手的伦理问题是多么重要。在这四项指导原则的帮助下，丽贝卡睁大了眼睛，看清了事物的真相，这一点在她对米勒最终的处理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丽贝卡发现圈内人长期以来建立的忠诚，改变起来是相当缓慢的，她真正可以依靠的只有很少的一些人，而圣克莱蒙医院依然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意外频发的地方，有时甚至是危机四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