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有学者从英国圣经会1822年《第十八届年报》公布的塞兰坡和广州的出版情况表来分析，认为马士曼翻译圣经开始得比马礼逊早，出版时间早，尤其是修德所举的存在相似之处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均是马士曼翻译和出版在先，马士曼抄袭马礼逊在逻辑上难以成立。[62]另有学者认为，马礼逊1810年才开始翻译圣经，而1810年马士曼已经出版了圣经章节的译本，故而马礼逊有可能参照了马士曼译本。[63]的确，马士曼早在1810年出版《此嘉语由于
所著》，1811年出版《此嘉音由嘞所著》，1813年出版《若翰所书之福音》。但通过文本对比考证，我们可知，从1811年的《马可福音》、1813年的《约翰福音》到1815—1822年最终定稿本，其译本经历了许多变化和修订。英文文献中都是完全相同的“Gospel According to Mark”（马可福音）、“Gospel According to John”（约翰福音），但此“马可福音”“约翰福音”远不是彼“马可福音”“约翰福音”，仅凭英文文献进行逻辑推理，而没有文本的对比考证，似有不足。
另有学者认为“二马”都以白日升译本为蓝本，二人的“译经工作基本上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抄袭之说似无从谈起”。[64]这也不甚正确。他们的《新约》翻译都是以白日升译本为基础开始的，但并非独立进行。马士曼在得到马礼逊的新约译本后，又再次对自己的翻译进行了修订。《旧约》翻译由于没有可参考依据的共同文本，两人都必须各自进行创作，而二人因其他事务而出现的指责和隔阂，使他们失去了互相参考沟通的机会，这才形成了独立翻译的局面。
“二马译本”开启了中国人拥有完整汉语圣经的历史，意义非同寻常。由于马礼逊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他的圣经译本得到了更多的重视。马礼逊在中国进行翻译工作，可能会得到更多优秀中国学者在语言上的帮助。[65]虽然这不是绝对正确的逻辑推理，但却导致了绝对的结果。几乎所有评论都认为两者的圣经翻译十分相似，而当意见不同时，通常会倾向马礼逊译本，这从英国圣经会虽然曾经支持了马士曼的译经，但却从来没有考虑过修订他的译本中可以得到一些说明。而在马礼逊去世前不久，英国圣经会就开始了在马礼逊的监督下对他的圣经译本进行修订的工作。[66]
相反，浸礼会始终偏好马士曼译本。他翻译的《创世记》和《出埃及记》，被认为胜过了所有的译本。[67]根据浸礼宗的教义，洗礼只可以浸礼的方式施行，并认为这是希腊文原文的唯一意义。这是浸礼会与其他宗派最本质的差异。和塞兰坡浸礼会所有语言的圣经译本一样，马士曼使用了“蘸”字，后来的译经者则采纳了“浸”字。今天浸礼会仍普遍使用后者的译名，出版与其他宗派不同的“浸”字版《圣经》。因与其他宗派在神学观念和专名翻译上的不妥协，浸礼会坚持不懈地对马士曼译本进行修订和翻译，由此产生了后来的高德译本、胡德迈译本、怜为仁译本。
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白日升译本从未正式出版过，只是以手抄稿的形式孤独却不寂寞地保存在大英图书馆里。天主教传教士白日升未完成的圣经《新约》译本，为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架起了圣经汉译的桥梁。因马礼逊和马士曼在翻译圣经时着重参考了他的翻译，白日升译本对圣经汉译产生了无可替代的影响。尤其在众多神学专名的翻译上，其影响保存至今。这部福音合参本使用了“神”“耶稣”“罪”“洗”“耶稣基督”“恩宠”“先知”“使徒”“福音”等专名，用“神”字翻译了“God”，而不是教宗圣谕的指定专名“天主”[68]。这种译法通过“二马译本”在基督教中得以继承。即使是在后来“译名问题”无休止的争论中[69]，“神”字也被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基督教《圣经》汉语译本中仍然有“神版”和“上帝版”之别。这些专名译名的继承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也是需要深入探讨的。
如果没有白日升译本，在开拓众多其他传教事业的同时，马士曼、马礼逊仅在10余年里就能翻译和印刷圣经，这是不可想象的。1919年出版的和合官话本《圣经》是基督教圣经汉译的集大成者，流传分布最广，至今仍被中国基督教会使用。它是在基督教圣经翻译已有70年历史，多达30余种文言文、方言和白话文版本汉语圣经的基础上，各个宗派协作努力了29年才最终译成出版。圣经中译百余年来所经历的千辛万苦，尤其是涉及神学专名的选择和由此引起的争论，有着教外人士难以想象的艰难和激烈。人们对有些专名至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真可谓“一名之立，百年踯躅”！
“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时之言语至翻译西典时，而又苦其不足。”[70]王国维的名言讲述了在吸收引进新文化时，语言学方面的困难和需要做出的突破，同时也是文化发展需要做出的突破。基督宗教四次入华都留下了圣经翻译的遗迹。唐朝景教的译经有明显的佛教语境和语汇，与今天的基督宗教汉语话语体系相距很远。[71]元朝的译经至今没有发现文本文献，我们暂时存留一边。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到中国时，面对的是一个拥有强大文本和经典传统的社会，他们只能与这种环境相调适。以“圣”和“经”来对应“神所默示的”基督宗教典籍，非常明显地昭示了他们的调适性传教策略，表明西方也有经典之作。他们力图通过这种方法，使基督教的典籍与中国儒家和佛教的“经”处于同一位置。经过在华天主教传教士长期的本土化艰苦努力，他们对中国社会、文化、语言的认知和理解能力都有了极大提高。这才可能创造和建立有别于其他宗教、反映其本身特质、便于中国人理解和信仰的基督宗教语境和话语体系，才可能出现对基督宗教圣经翻译产生重大影响的白日升译本。
通过对白日升译本的修订、发展和整本圣经的翻译，马礼逊和马士曼两位基督教传教士开启了基督教汉语话语体系的创建之程，如“亚伯拉罕”“马利亚”“摩西”“保罗”“所罗门”“耶路撒冷”等，奠定了基督教与天主教不同专名翻译的基础，奠定了基督教汉语神学系统的基础。
作为天主教最早的圣经翻译，白日升译本对后来天主教思高译本的翻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专名在一定程度上被思高本圣经继承，如“圣神”“白冷”“亚巴郎”“撒罗满”“若瑟”“达味”“若翰”“梅瑟”“先知”“洗”“耶稣基督”“罪”“福音”“恩宠”等。
神学家拉明·斯纳（Lamin Sennah）在讨论基督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时，特别强调“基督宗教的本土语言性”及“福音的可译性”。对所进入文化的适应是基督宗教的特征，基督宗教脱离犹太教进入希腊文化和其他各种文化，并得以逐渐壮大，“皆福音的可译性使然”。
[1] 罗光：《利玛窦传》，光启出版社1960年版，第168页。
[2] 《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会编》，大英图书馆亚非部藏，编号Solane MS #3599。
[3] 截止到1943年，《武加大译本》是所有天主教圣经译本的钦定基础文本。
[4] 为行文统一清楚，论文中的圣经篇名除原文引注外，均以和合官话本为准。
[5] Kenneth S.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New York：Macmillan，1929，p.190；Marshall Broomhall，The Bible in China，London：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34，p.52；[英]海恩波：《传教伟人马礼逊》，简又文译，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6年版，第90—92页；诚质怡：《圣经之中文译本》，见贾保罗编：《圣经汉译论文集》，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5年版，第6—9页；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2页；马敏：《马希曼、拉沙与早期的圣经中译》，《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6] 浸礼会于1609年由威廉·克里创建。1792年，威廉·克里创建了浸礼宗传道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它是欧美各国，也是英国基督教的第一个海外传教团体，对英国的国外传教事业影响很大。
[7] Broomhall Marshall，The Bible in China，London：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34，p.50.
[8] Ride Lindsay，Robert Morrison，the Scholar and the Man，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57，p.45.
[9] 当时大英博物馆包括今天的大英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
[10] 英国圣经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又译作英国圣书公会、大英国圣经会、大英圣书会。1804年成立于伦敦，是世界上最早专门推广圣经的组织。它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圣经在东方的翻译出版，支持了基督教最早的两种圣经汉译本——马士曼译本和马礼逊译本。它曾在北京、上海、沈阳、张家口、天津、汉口、广州、哈尔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
[11] 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是在威廉·克里影响下，于1795年在伦敦成立的跨宗派的传教组织，是基督教传教运动中影响最大的组织之一，主要由英国的公理会、循道会、长老会和其他差会组成。
[12] LMS/BM，30 July （1804），转引自苏精：《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年版，第9页。
[13] Testament可译为“约”，也可译为“遗嘱”“遗命”“遗诏”。早期圣经汉译均译为“遗诏”，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圣经译本，逐步改译为“约”。
[14] Eric M.North ed.，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Being Some Account of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All or Part of The Holy Scriptures into More Than a Thousand Languages and Dialects with Over 1100 Examples from the Text，New York：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1938，p.83.
[15] William Milne，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Malacca，1820，pp.89-93；Eliza A.Morrison ed.，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London：Longman，Orme，Brown，Green and Longmans，1839，Vol.1，pp.329-333.
[16] Eliza A.Morrison ed.，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London：Longman，Orme，Brown，Green and Longmans，1839，Vol.2，pp.2-11.
[17] Marshall Broomhall，Robert Morrison，A Master Builder，London：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1924，p.118.
[18] BFBS Annual Reports 3 （1814-1815），转引自Thor Strandenaes，Principles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as Expressed in Five Selected Vers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Exemplified by Mt 5：1-12 and Col 1，Ph.D.diss.，Uppsala University，1987，Uppsala：Almqvist，1987，p.45；Eliza A.Morrison ed.，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Vol.2，p.3.
[19] LMS/CH/SC，1.2.A.，R.Morrison to ？，Macao，18 January 1811，转引自苏精：《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年版，第22页。
[20] LMS/CH/SC，1.2.A.，R.Morrison to the Directors，Macao，no day November 1811，转引自苏精：《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年版，第22页。
[21] 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London：W.H.Allen & Co.，1883，Vol.2，p.326.
[22] 据称，1799年，马士曼曾到中国北方传教，待考。参见王元深：《圣道东来考》（写于1899年），《景风》第34期，1972年9月，第37页。王元深（1817—1914），中国最早信仰基督教的华人之一，基督教信义宗礼贤会牧师，外交家王宠惠的祖父。
[23] G.A.Grierson，“The Early Publications of the Serampore Missionaries”，The Indian Antiquary，Vol.32，1903，pp.241-254，转引自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学生书局2000年版，第133页。
[24] Alexander Wylie，The Bible in China，Foochow：1868，p.9.
[25] BFBS Report 1807，p.154，转引自Jost Oliver Zetzsche，The Bibl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Sankt Augustin：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1999，p.46.
[26] 《此嘉音由
嘞所著》，牛津大学摄政公园学院安格斯图书馆藏，索书号Chinese 2.27、Chinese 2.28。线装一册，56面，未具名出版地点、时间和译者。原文有句读。引文中的下划线为笔者所加，下文同。
[27] 国内最早的汉字活字印刷品为1822年的《华英字典》，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28] Joshua Marshman，A Memoir of the Serampore Translations for 1813：to Which Is Added，an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Dr.Marshman to Dr.Ryland，Concerning the Chinese，Printed by J.G.Fuller，Kettering，1815，pp.16-17.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藏。
[29] 基督教和合本圣经是由美国圣经会、英国圣经会和苏格兰圣经会支持、多个基督教宗派协作翻译而成的圣经译本，分深文理本、浅文理本和白话本三种。1890年组成译经委员会，1906年出版深文理《新约全书》，1919年出版浅文理《圣经全书》和白话《圣经全书》，是中国圣经翻译史上影响最大的版本。中国基督教教会至今广泛使用的是其白话本，其他两种已经停止使用。截止到2008年，中国基督教会已印刷发行和合本达5 000万册，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印刷圣经最多的国家之一。
[30] 天主教思高译本圣经是天主教传教士和中国籍神父合作翻译的第一部完整的汉语圣经，也是中国天主教会唯一完整的汉语圣经译本。它由1945年成立的思高圣经学会依据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圣经译出，1968年在香港首次出版。现被中国天主教会广泛使用。
[31] 白日升译本的“四福音书”部分为圣经福音合参本，没有类似“约翰福音”等篇章的划分。为行文清楚，文中“约翰福音”由笔者加，此点下文同。原文无句读。
[32] 《若翰所书之福音》，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藏，索书号Chinese 2.9。共21章，72面，封面硬皮精装，铅字活版印刷，原为线装，后再用硬皮精装。封二用英文写道：“约翰福音在塞兰坡被译为汉语，1813年塞兰坡教会印刷站出版。”印刷质量上乘，纸质好，呈白色。原文有句读。
[33] 马礼逊将白日升译本抄寄给马士曼，此事他在多封信中提及。见LMS/CH/SC，1.1.1.C.Morrison to the Directors，Canton，14 December 1809，转引自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学生书局2000年版，第137页。
[34] Joshua Marshman，Letter to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3 April 1817.Private published.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藏。
[35] Joshua Marshman，A Memoir of the Serampore Translations for 1813：to Which Is Added，an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Dr.Marshman to Dr.Ryland，Concerning the Chinese，pp.33-35；E.C.Bridgman，“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ible，” Chinese Repository，Vol.4，pp.253-255.
[36] A.J.Garnier，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Shanghai：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1934.p.15.
[37] Alexander Wylie，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es Indexes，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pp.1-2.
[38] John Wherry，“Historical Summary of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criptures”，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May 2-20，1890，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0，p.50；许牧世：《中文圣经翻译简史》，《景风》第69期，1982年3月，第28页；简又文：《中国基督教的开山事业》，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6年版，第14页。
[39] Eliza A.Morrison ed.，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London：Longman，Orme，Brown，Green and Longmans，1839，Vol.1，pp.496-497.
[40] Eliza A.Morrison ed.，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London：Longman，Orme，Brown，Green and Longmans，1839，Vol.2，Appendix，p.50.
[41] 白日升译本原文无第14节。
[42] 《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藏，索书号Chinese 2.3，目录终尾处写有“耶稣降生一千八百一十三年镌”，木刻雕版印刷，线装小开本，双面印，纸质呈黄色。原文有句读。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圣经会、大英圣书会、牛津大学亚非图书馆亦藏。
[43] 马士曼的“新约”，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藏，索书号Chinese 2.12。线装，铅字活版印刷于塞兰坡，原文有句读。印刷质量上乘，纸质呈白色。美国圣经会亦藏，无索书号。
[44] Hubert W.Spillett ed.，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Hong Kong：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75，p.xii.
[45] Joshua Marshman，Letter to Baptist Society，13 Dec.1816.Private published.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藏。
[46] Joshua Marshman，Letter to Baptist Society，9 Jan.1817.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藏。
[47] 美国浸礼会真神堂传教士高德（Josiah Goddard，1813—1854）译，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圣经新遗诏马太福音传》，咸丰二年（1852年）宁波真神堂藏板，索书号TA1977.62/C1852；《圣经新遗诏全书》，咸丰三年（1853年）宁波真神堂，索书号TA1977.5/C1853。
[48] 美国浸礼会传教士怜为仁（William Dean，1807—1895）译，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藏《马太传福音书注释》，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香港裙带地藏板，索书号Chinese 2.13；《圣书新遗诏》，咸丰二年（1852年）镌，索书号Chinese 2.19；《创世传注释》，咸丰元年（1851年）镌，索书号Chinese 2.3。
[49]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胡德迈（Thomas Hall Hudson，1800—1876）译，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藏《新约传汇统》，同治六年（1867年）宁波开明山藏板，索书号Chinese 2.23。
[50] Joshua Marshman，Letter to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3 April 1817，Private published.
[51] 书名为“Marshman's Chinese Bible”，索书号mor.220.5951/B5m。
[52] Robert Morrison ed.，Memoirs of the Rev.William Milne，D.D.：Late Missionary to China，and Principal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Compiled from Documents Written by the Deceased；to Which Are Added Occasional Remarks by Robert Morrison，D.D.，Malacca：Mission Press，1824，p.72.
[53] T.H.Darlow，H.F.Moule，History Catalogue of the Printed Ed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London：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03，Vol.1，p.184.
[54] 书名为《旧遗诏书第一章》，“依本言译出”，共3页，有马礼逊英文笔迹，注明1814年，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索书号TA 1977.2/ C1814。原文无句读。
[55] 《神天圣书：旧遗诏书》，1827年马六甲印刷，英华书院藏版，线装，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无索书号。原文有句读。美国圣经会、英国圣经会、牛津大学亚非研究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亦藏。
[56] 马士曼的“旧约”，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藏，索书号Chinese 2.11.Chinese 2.12、Chinese 2.5，线装，再用棕黑色底红蓝色花纹硬皮重新精装。原文有句读。美国圣经会亦藏。
[57] 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学生书局2000年版，第131—152页。
[58] Eliza A.Morrison ed.，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London：Longman，Orme，Brown，Green and Longmans，1839，Vol.1，p.407.
[59] LMS/CH/SC，1.4.B.Morrison to Unidentified Person，Macao，5 July 1815，转引自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学生书局2000年版，第141页。
[60] Joshua Marshman，Letter to F.Ryland respecting Morrison，13 Dec.1816.Private published.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藏。此主题的研究论文参见马敏：《语法书：马希曼是否抄袭马礼逊？——19世纪初早期英国传教士之间的一场争论》，见陶飞亚编：《东亚基督教再诠释》，香港中文大学2004年版。
[61] Joshua Marshman，Letter to F.Ryland respecting Morrison，13 Dec.1816.
[62] 谭树林：《〈圣经〉二马译本关系辨析》，《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1期；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
[63] A.C.Moule，“A Manuscript Chinese Version of the New Testament”，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85，1949，pp.30-31.
[64] 马敏：《马希曼、拉沙与早期的圣经中译》，《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65] John Wherry，“Historical Summary of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criptures”，p.50；诚质怡：《圣经之中文译本》，第6页。
[66] Thor Strandenales，Principles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as Expressed in Five Selected Vers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Exemplified by Mt 5：1-12 and Col 1，pp.23-26.
[67]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1844，p.36，转引自Jost Oliver Zetzsche，The Bibl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p.53.
[68] 1704年，教宗克勉十一世谕旨只能用“天主”，不能用其他来称呼造物主。参见Marshall Broomhall，The Bible in China，London：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34，p.422；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231—232页。
[69] 吴义雄：《译名之争与早期圣经的中译》，《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70]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原载《教育世界》1905年第96号），见方麟选编：《王国维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82页。
[71] 限于文章篇幅，仅举几个译名为例：瑜罕难[景教]、若翰[天主教]、约翰[基督教]；卢伽[景教]、路加[天主教、基督教]；摩矩辞[景教]、马尔谷[天主教]、马可[基督教]；明泰[景教]、玛窦[天主教]、马太[基督教]；弥施珂[景教]、默西亚[天主教]、弥赛亚[基督教]；移鼠[景教]、耶稣[天主教、基督教]；天尊[景教]、天主[天主教]、神/上帝[基督教]；阿罗诃[景教]、雅威[天主教]、耶和华[基督教]；浑元经[景教]、创世纪[天主教、基督教]；传化经[景教]、宗徒大事录[天主教]、使徒行传[基督教]；牟世法王经[景教]、梅瑟五书[天主教]、摩西五经[基督教]；宝路法王经[景教]、保禄书信[天主教]、保罗书信[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