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小说“互文性”研究态势
从“互文性”视角研究传统小说由来并非一日，以往研究中的某些路数已经含有“互文性”研究成分，并为今后研究打下基础。尤其是近三十年来，随着西方“互文性”理论被引进，国内对这一理论本身的探讨越来越充分，成果也日渐丰富。尽管“互文性”理论被大力引进的时间不能算长，但以往“索隐研究”与“史述研究”“传承影响研究”“渊源流变研究”等相关研究却早已为当今关于传统小说的“互文性”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三十年来，关于小说的“互文性”研究更是取得了较大实绩。
一 中国小说“互文性”研究之既往
关于中国小说“互文性”研究，先是局部涉足、有实无名，经过“影响”“借鉴”“渊源”等名目的相关研究，而今已步入专门研究、名实相兼的阶段，并成为中国小说理论研究热点之一。
首先，有些中国传统批评法式可以发挥裨补或扩充“互文性”理论阵容的作用。
关于传统小说的“史述”常含“互文性”探讨的因素，当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为代表。当年，鲁迅的小说史叙述曾以进化的眼光来看待古代小说的演进。虽则不可能运用“互文性”思维，但却贯穿了较强的“仿拟”意识。他不仅以“拟话本”“拟宋人小说”“拟晋唐小说”等表述名其篇，而且还反复指出历代小说间的仿拟关系。如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说东方朔的《神异经》一卷“仿《山海经》”，而其《十洲记》一卷“亦颇仿《山海经》”。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说：“至于《世说》一流，仿者尤众。”第十二篇《宋之话本》说：“南宋亡，杂剧消歇，说话遂不复行，然话本盖颇有存者，后人目染，仿以为书，虽已非口谈，而犹存曩体。”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更是说：
唐人小说单本，至明什九散亡；宋修《太平广记》成，又置不颁布，绝少流传，故后来偶见其本，仿以为文。世人辄大耸异，以为奇绝矣。明初，有钱唐瞿佑字宗吉，有诗名，又作小说曰《剪灯新话》，文题意境，并抚唐人，而文笔殊冗弱不相副，然以粉饰闺情，拈掇艳语，故特为时流所喜，仿效者纷起，至于禁止，其风始衰。
在谈论宋人与明人传奇小说时，鲁迅都指出了其“仿”“抚”唐人的一面。继而，鲁迅说《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并且“书中事迹，亦颇有从唐人传奇转化而出者”，“《聊斋志异》风行逾百年，模仿赞颂者众”；说《阅微草堂笔记》“尚质黜华，追踪晋宋”。[56]鲁迅频频使用的“仿”字以及相类似字眼，有的是指文体之仿，有的是指文本语言之仿，还有的是指文本叙事、结构之仿，初步勾勒出中国古代小说文本之间关联的图卷。
其次，关于传统小说的“传承影响研究”以及“渊源流变研究”虽然没有直接被冠以“互文性”研究之名，却通常部分地含有“互文性”研究之实。
前些年，有的学者曾经以“袭用”“蹈袭”“脱胎模拟”来探论小说文本之间的关系。如刘书成在其著作《中国古代小说宏观论》中曾将古代小说创作因袭的情形归纳为“蹈袭模拟型”“因袭移植型”“抄袭摘辑型”“改写增饰型”四种类型，并根据袭用的具体情况分为“故事的完整借用——移花接木式”“情节的移用——张冠李戴式”“人物形象的袭用——模拟脱胎式”三种类型。[57]在此基础上，刘书成又推出《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上“脱胎模拟”说的文化渊源》一文，针对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个司空见惯却又习焉不察的“脱胎模拟”论调展开探讨，指出：“只要对古代小说的序、跋、评点等文字略作浏览，便不难发现，诸如：‘《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聊斋》胎息《史》《汉》’；《歧路灯》‘纯从《红楼梦》脱胎’；《海上花列传》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一类说法，几乎触目皆是。”进而从文化渊源上发掘出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上“脱胎模拟”之说的三大成因，即“在史官文化大背景下，‘历史化思维’所导致的‘拟史批评方法’的泛化延伸是此说产生的本源；华夏民族崇宗重脉的文化精神所导致的以‘无一字无来历’为上品的思维定势是此说的直接导因；古代小说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承传因袭现象所导致的创作的非创作性，为此说的产生提供了温床沃土”。并指出这种“脱胎模拟”说虽有其依据和合理性，但也不免存在“理论体系上显得零星散乱；研究方法上觅旧遗新，重源轻流；评论中牵强含混乃至离实”等缺陷。[58]刘书成所谓小说理论史上的“脱胎模拟”说法自然指向的是小说文本互涉这一事实。这意味着，无论是文本实践，还是理论建构，小说创作中的“互文性”现象不仅自古有之，而且颇有一定的市场，只是缺乏必要的体系化概括总结。
同时，梳理小说文本之间的传承关系，人们多以“从《×××》到《×××》”为题目，谈论最多的是“从《水浒传》到《金瓶梅》”“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其中，从《水浒传》到《金瓶梅》之研究大多讨论人物改写问题，有人以《依托改造，抄袭借鉴——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为题，将两种小说文本的关系概括为“依托与改造”“移植和借鉴”“挪用与抄袭”三个方面。另有，马瑞芳的《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从人物命名、环境描写、人物形象构成、爱情描写、场面描写等角度，分析了《红楼梦》与《聊斋志异》的传承关系。同样，在“渊源流变研究”方面，美国汉学家韩南的《〈金瓶梅〉探源》指出《金瓶梅》大量“引用”其他小说、话本、戏曲、清曲等方面的文本，“值得注意的第一点是作者仰仗过去文学经验的程度远胜于他自己的个人观察。引用的过去作品自然形成作者赖以写作小说的文学背景的组成部分之一”。这里谈到的“引用”显然是“互文性”方法之一。[59]此类不胜枚举的成果以往常被纳入“渊源——影响研究”，虽然其落脚点在于研究对象的“继承性”和“独创性”，但所提供的思路和例证将是我们下一步运用“互文性”理论展开研究的基础。
还有不少关于小说文本关系研究的论文，存在牵强附会、捕风捉影之嫌，过于笼统，难以坐实，因质量总体不高，而不宜将其附会为“互文性”研究。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前些年以文本“受容”与“生发”为标题的研究，也属于“互文性”研究之列。
若论三十多年来的比较专著或直接的相关研究成果，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海外汉学家所做的贡献。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籍汉学家高辛勇（Karl S.Y.Kto）即推出《从“文际关系”看〈红楼梦〉》一文，探讨了《红楼梦》中的“自我指涉”和“预示性交织”等“互文性”现象，指出与《红楼梦》发生“互文性”关系最多的对象是戏曲文本，另外还与《庄子》《楚辞》《传灯录》等不同文本发生过各种“互文性”关系。[60]
近年来，中国香港学者周建渝在这方面用力尤专，其论著《多重视野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用了较大篇幅论述《三国志演义》的“内互文性”结构问题。[61]近来，他又发表了《文本互涉视野中的〈石头记〉》等论文，对《红楼梦》与《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之间的“互文性”关系进行了较为独到的探讨。[62]
与此同时，大陆也有不少学者陆续投入到运用“互文性”理论来研究传统小说之中去。其中，陈维昭的《索隐派红学与互文性理论》通过对比传统“索隐”法与西方“互文性”法的异同，指出《红楼梦》文本在结构上处于完全彻底开放的“互文性”状态，遗憾的是“索隐派”们专注于索解谜团，没有兴趣去关注其具体笔法。[63]董上德的《古代戏曲小说叙事研究》从“同一故事孳乳出多种文本”“人生情景与人物关系的相互类同”“具有游戏意味的‘戏仿’”“文体转换构成的互文性”等层面较为详细地探讨了戏曲与小说叙事的“互文性”问题。[64]继而，刘博仓的《三国志演义艺术新论》也用了近乎三分之一的篇幅对《三国志演义》这部小说中频繁出现的书、表、奏议等进行了详细的“互文性”分析。[65]刘海燕的《毛评中的互文批评举隅——以景物描写的评点为例》一文重点论述了毛氏父子针对景物描写的评点的“互文性”意识。[66]赵渭绒曾对近些年来“互文性”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影响的情形进行了回顾，可以参考。[67]计文君的《失落的〈红楼梦〉互文艺术》论及建构《红楼梦》这部小说叙事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甚至是整个文化史的“互文性”关系的三种方式，即在叙事中纳入其他文体、用典、明确指涉具体的文本，并反思了现当代小说缺失这种创作传统的遗憾。[68]还有的研究从文学“经典”的生成视角阐发开来。如竺洪波的《西方文论视阈中的〈西游记〉成书考察》一文从热奈特“互文六法”以及“拼贴法”在文学理念与创作技法两个方面的运用等视角揭示出《西游记》演化的内部机制，认为通过不断挤压、过滤“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中的非经典的成分，完成“经典的修复”，使《西游记》最终成为经典的文本。[69]再如，马理的《文本间的讽刺摹拟：〈金瓶梅〉与〈水浒传〉〈西厢记〉对话的修辞艺术管窥》一文探讨了《金瓶梅》在语言表达上所存在着的大量抄引以《水浒传》和《西厢记》为主的前代和同时代各类作品的“讽刺摹拟”现象。[70]张春蕾的《〈红楼梦〉文本的意义增殖和衍生形态——当代文化语境中的经典文本个案研究》通过对《红楼梦》两种不同释读形式的考察，尤其是对几种衍生文本形态的分析，认为《红楼梦》的衍生过程既是原始意义和价值不断消解的过程，又是新的意义和价值不断产生的过程。[71]
其他相关论文尚有，张岚岚的《〈葬花吟〉的复调叙事及其互文性生成》；[72]杨森的《世德堂本〈西游记〉与〈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的互文性研究》《世德堂本〈西游记〉图文互文现象研究》；[73]陆涛的《中国古代小说插图及其语·图互文研究》研究了当前的学术语境下，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范式的文学图像学，以中国古代小说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其中插图的语—图互文关系；[74]王凌的《毛宗岗小说评点与“互文”批评视角略论》《〈红楼梦〉脂评中的“互文”阐释策略》分别从“互文性”视角探讨了毛评《三国》、脂批《红楼梦》等小说名著所触及的相关问题。[75]
另外，除了小说同类体裁之“互文性”研究，“跨文类”文本关联研究也应值得重视。关于小说《金瓶梅》与戏曲《西厢记》之关联，冯沅君的《〈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演剧描写的启示》早已触及。近年，蔡敦勇、蒋星煜、卜键、徐大军等先生对《金瓶梅词话》援引元杂剧《西厢记》问题均作过探讨，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伏涤修的《〈金瓶梅词话〉对〈西厢记〉的援引与接受》通过援引《金瓶梅词话》全书的二十多回所提及的三十多处“西厢”剧曲剧名、人物名、曲牌曲词、情节，指出其援引频率极高、援引形式多种多样。[76]另外，宋词与《聊斋志异》之“互文性”，唐诗与《红楼梦》之“互文性”（不仅限于《秋窗风雨夕》直接模拟《春江花月夜》《葬花词》显然有《代悲白头翁》的影子）大有文章可做。
总体来看，在将“互文性”应用于中国传统各体文学研究方面，虽然海内外学者已经多有运用，但相关工作做得还很不够。人们在应用“互文性”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时，大多针对某部作品中的某些“互文性”问题展开，不仅缺乏“小说史纵横观”意识，而且也往往流于只针对某部作品的某一两点进行“互文性”研究，难免有碎片化之嫌，且存在生搬硬套西方固有理论之弊。就运用“互文性”理论研究传统小说而言，虽然人们已展开了筚路蓝缕的尝试，但尚未形成一定气候，更没有与中国传统相关理论链接，尚未达到体系化、学理化高度。因此，我们应该扬长避短，立足于中国古代小说文本以及传统文论，来建构本土化、系统化的“互文性”理论体系。
二 中国小说“互文性”研究之困惑
由于“互文性”理论的固有内涵有时含混不清，其针对的文学文本客观上也常常存在“显在互文”与“隐性互文”之分。加之在运用西方“互文性”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时，我们首先要进行富有针对性的视角调适，一时难以搞好对接融合。因此，运用“互文性”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具有挑战性，有些困惑需要预先提出来探讨。
通常说，文本互动有两种方式：一是遣词造句、叙事写人有迹可循的显在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被读者从文本表层发现，研究者也比较容易“坐实”；二是语言文字上不露痕迹的隐性方式，这种方式是不太容易被读者发现的，只有靠博学的鸿儒去发掘，才能揭示出其密谛。
关于“互文性”写作本身的缺陷，人们已有所认识。如蒋寅指出：“这个术语从它诞生以来就一直是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在不同批评家的著作里被给予不同的定义、赋予不同的意义，甚至因范围的不断扩大、所产生的命题日益增多而被指责为大而无当的理论神话。”[77]在“互文性”理论运用中，首先摆在面前的苦恼是该理论体系过于庞大，容易给人以“大而无当”之感，再加上中国传统文论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缺失，因而应用起来难以有针对性。我们知道，“互文性”理论的特点是强调文本意义的不自足和不确定、主张文本互动和开放、兼顾陌生化与熟悉化审美等。法国文论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的《隐迹稿本》在论及“互文性”这一概念时说：
我大概要赋予该术语一个狭隘的定义，即两个或若干个文本之间的互现关系，从本相上最经常地表现为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的实际出现。其最明显并且最忠实的表现形式，即传统的“引语”实践（带引号，注明或不注明具体出处）；另一种不太明显、不太经典的形式（例如洛特雷阿蒙的剽窃形式），即秘而不宣的借鉴，但还算忠实；第三种形式即寓意形式，明显程度和忠实程度都更次之，寓意陈述形式的全部智慧在于发现自身与另一文本的关系，自身的这种或那种变化必然影射到另一文本，否则便无法理解。[78]
为了较好地把握和理解“互文性”这一概念，热奈特一方面对其表现形式进行了界定与区分，为我们的操作提供了参考和方便；另一方面，在挑战“本身”“本质”“本真”“真实”等概念时，夸大了文本之间的普遍联系及其无限开放性，忽略了文本结构对“互文本”的约束。这些特点无形中也暴露出其缺陷及操作的艰难。为此，我们应该为这一理论的运用预设一个边界，对其应用场域进行必要的界定。尽管“互文性”理论在诞生后凭着它的大气与包容，不仅风行于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历史等学科语境中，而且在文学研究中独树一帜，大有包罗万象之势，但它的立足点毕竟是在“文本”，主要针对文学文本生成与建构问题而生发。由于各种文学文本形态千变万化，异常复杂，而且各种文学文本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或显或隐，更是难以穷尽。
前后文本之“互文性”在文本匹配度上虽然难以量化，但既不能过于绝对，也不能过于宽泛，否则容易导致似是而非，牵强附会。在谈到《红楼梦》一书与《水浒传》的关系时说：“有谓《红楼梦》描写人物，脱胎于《水浒》者，确也。宝钗似宋江，袭人、熙凤似吴用，黛玉、晴雯似晁盖，探春似林冲，湘云似鲁达，薛蟠似李迪。晁盖中箭，宋江独哭，晴雯被逐，袭人独哭，李逵骂宋江，薛蟠骂宝钗，李妈妈骂袭人，乃依据葫芦之笔。至顽童闹书房，则以三大大名府为蓝本，金桂戏薛斜，则师二潘之故智。又有谓《红楼》之衍炎凉，系效照《金瓶梅》者，亦确。《金瓶》无一正人，《红楼》亦无一正人，其人物之逼肖者，厥为尤二姐之与李瓶儿是也。世之留心于《石头记》者，舍是其何征哉。”[79]这种关于两种小说文本之相似性概括，尽管不无道理，但毕竟属于阅读印象层面，不能纳入“互文性”研究。因此，我们在应用这一理论解决传统小说研究的问题时，为避免因过于宽泛而导致应用的浮泛，决定在实际运用中不采取“泛文本化”观念，仅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需要进行有限地涉及。[80]
根据“互文性”理论，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在过去、现在、将来的时空中形成“互文性”。为较为清晰而质实地勾勒出中国古今小说文本演变的逻辑脉系，我们的研究主要限定在文本生成范围内，不必把“跟着说”“接着说”“照着说”等“超文性”的仿作、续作以及题材、体裁、风格等整体仿拟作为研究对象，也不必把一题多做，同题材敷演、修订以及过去所谓的“素材累积”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另外，有些小说，如褚人获编著的《隋唐演义》旁征博引了袁于令所藏《逸史》以及《大业拾遗记》《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等唐宋杂说之类的文本，为减少枝蔓，也不拟纳入研究范围。相对而言，在诸种“互文性”笔法中，“仿拟”与“戏拟”常被人们当作重头戏。所谓“互文性”，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一种变异的沿袭模拟，借用原型批评的术语来说，是对先期文本的“置换变形”。其中，“仿拟”实现的是同向度的意义增殖，不妨称之为“袭拟”；而“戏拟”（Parody）则是翻转性或戏谑性的意义增殖，其突出意旨是制造“反讽”（Irony）效果。
在应用这一理论时，人们面对的第二个困惑是，“互文性”现象之所以得以生发和赖以成立是因为它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创作者对源文本要有“直接接触”。按道理说，只有作者亲自接触他人文本，才有可能发生所谓的“互文性”。因此，这一前提是确定研究对象直接受到了先期或同期周边其他小说文本影响的依据。也就是说，作者至少接触过先期或同期周边其他小说文本，才有可能发生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为此，在探讨传统小说“互文性”问题时，我们必须先寻找可靠的依据。因此，在应用这一理论研究小说文本时，切忌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如何断定“直接接触”这一“互文性”前提？其路径大致有三：一是找到相关传记资料中提到作者接触过某小说的记载；二是寻找作者于小说行文中几次提到某小说的记录；三是通过文本比对至少要发现几处直接引用或化用先期某小说的“成句”，作为旁证。除非如此，否则便会陷入无端猜测之嫌。然而，由于受到传统小说作者资料缺乏的限制，我们除了寻找作者生平资料中所提供的某接受对象以及小说本身的线索依据外，只能靠情理推断，而情理推断本身又存在不够“实证”的致命缺陷。后人模仿前人，前人模仿再前的人，被模仿者也在模仿，既然大家都是这永恒的文本游戏中的一环，那么到底谁是原创者或者有没有原创者呢？杜甫的千年之问依然是当今“互文性”研究的一大困惑。好在我们并不惧怕这种困惑所增添的文本不确定性和阐释张力。
的确，中国古代小说文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尤其是有些小说文本间的关系属于交叉感染、彼此影响，难以分辨出到底是谁抄袭了谁；对那些时间先后存疑的作品，更难以确定到底谁是“互文性”的母体。由于《水浒传》《西游记》，包括《三国志演义》流传甚广，《红楼梦》的作者便于接触，因而其文本与这些文本容易形成“互文性”关系。而在与《红楼梦》的“互文性”关系问题上，目前看来最不靠谱的是它与《金瓶梅》之间异同难辨的蛛丝马迹。尽管已经有很多学人指出二者之间存在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但就二者关系而言，若仅仅限于粗枝大叶地谈论后者受到了前者何种影响，并无大碍。但是，“互文性”强调的是“直接的影响”，如果要上升到这一理论高度去研究，那就首先要经过对后者有无可能直接受到前者的影响进行较为严格而周密的论证工序，确定其作者是否接触过《金瓶梅》这一事实。遗憾的是，运用上述三种路径，都无法直接证明曹雪芹接触过《金瓶梅》。这样，脂砚斋之评批所谓《红楼梦》“深得《金瓶》壸奥”这样的“互文性”，未必是指《红楼梦》直接效仿了《金瓶梅》。其间接获致也未可知。毛泽东曾在1961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军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说过：“《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由于政治领袖的话一言九鼎，故而人们纷纷认同。为抬高《红楼梦》后来者居上的地位，何其芳曾经指出：“过去有些谈论《红楼梦》的人，喜欢把它和《金瓶梅》比较，我们估计曹雪芹是读到过这部作品的。”[81]可惜，这尚处于推测层次，至少目前尚无实证。另有些人则在大惊小怪地喧嚷，《红楼梦》竟然大抄了《金瓶梅》，“不光是思想抄，连细节也抄”，由此判定《红楼梦》算不得独创，至多算作抄得较成功而已，并进而形成否定《红楼梦》创新性的一系列论调。然而，由于历史传承的复杂，就算《红楼梦》与《金瓶梅》有那么多雷同，我们也不能草率地认定二者存在“抄袭”关系，也不能轻易枉断《红楼梦》的作者读过《金瓶梅》。因为，《红楼梦》的作者获取《金瓶梅》信息的渠道很多，除了直接阅读获取，还可能通过《姑妄言》《林兰香》《醒世姻缘传》以及大量才子佳人小说等好多“中转站”间接获取。另如，当下关于《红楼梦》与《醒世姻缘传》之关系的探讨，也并没有可靠的文献前提。至于有些人以《聊斋志异》与《红楼梦》两部小说都是重点写女性并表达了深刻的女性崇拜思想为由，认为《红楼梦》对于《聊斋志异》有着多方面的承传。在没有可靠文献证明曹雪芹接触过《聊斋志异》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可以进一步通过文本比对，从“互文性”意义上将其坐实。
关于诸小说文本之间的复杂关联等困惑，陈平原似乎已有某种先知先觉。几年前，面对一套大部头“文学编年史”的出版，以及各种专业数据库的涌现，所出现的研究者在不同的作家、作品、文体、风格之间建立起原先很可能并不存在的“关联性”这一现象，他曾在《“中国文学史编写研究”笔谈——史识、体例与趣味：文学史编写断想》一文中表示有点担心，因而提醒大家：“我们都知道，古人的生活方式与今人大不相同，尤其在互相沟通（口头的以及书面的）这方面，远不及今人便利。当初闭塞环境中各自独立存在的人事与诗文，一旦平面铺开，确实会有许多相似性；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她们/它们之间存在着确凿无疑的‘合作’、‘共谋’或‘互文性’。我的感觉是，过去资料分散，同时代人在日常生活及精神创造方面的‘关联性’，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而现在则相反，查书太容易了，这种‘关联性’又可能被过分渲染。过犹不及，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度’的掌握，是最难的。”[82]显然，面对浩瀚驳杂的文献，这种提醒十分必要。为把握好这个“度”，我们不必奢望广泛撒网、遍地开花，我们必须将这项关于古代小说的“互文性”研究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
接下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以往关于积少成多、积薄成厚的“取材”以及“累积”之类的研究理念相比，“互文性”研究具有鲜明的“跨文本”性质。“素材”需要经过某些剪辑，方能成为充当“互文性”的文本元素；而“互文性”则是将经过严格遴选剪辑的文本元素转化为新的文本元素的手段。换言之，“素材累积”尚处在“构思”阶段，而“互文性”才真正将文本写作付诸行动。因此，探本求源一度成为学界热门。关于“三言”之源流，孙楷第较早地展开研究，并撰写出《三言二拍源流考》，考出见于《情史》《智囊补》等书的二十九篇作品。而后，赵景深先后撰写了《〈喻世明言〉的来源和影响》《〈警世通言〉的来源和影响》《〈警世恒言〉的来源和影响》三篇论文，考出近一半以上的小说之来源。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谭正璧写成了《三言二拍资料》一书，逐篇考出本事，而且辑录原文，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方便。另如，中国台湾学者陈益源的《〈姑妄言〉素材来源初考》在谈到《姑妄言》这部小说时指出：“《姑妄言》素材来源众多，清初康熙年间各种史传、游记资料之外，明清大量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封神演义》《肉蒲团》《锋剑春秋》等）和戏曲、笑话、民歌、善书……种种俗文学作品，都曾影响到它的写作。”[83]的确，《姑妄言》取材广泛，牵扯面较广。然而其中够得上“互文性”层次的“文本”元素倒是有限的。以往人们关注“素材”，将搜集整理的材料编辑在一起，成为形形色色的“研究资料汇编”。这些“资料汇编”以及各类“名著大辞典”大多会包含“题材来源”“本事”等内容，为而今的“互文性”研究提供了方便。然而，若要运用“互文性”视角探讨某小说文本的关联及意义，尚需甄别提取那些关系“文法”的东西。
与此相关联，还有一个问题，即“影响研究”与“互文研究”存在着内在密切的关联，有时难解难分。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指出：“按照我的设想，影响压根儿意味着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取决于一种批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或误解。”[84]按照布鲁姆的说法，“影响”即意味着“误读”，而“误读”又产生了“互文性”。尽管如此，“互文性”毕竟是一套“更新换代”的理论产品。它与“影响研究”存在“代际差异”。对此，近年人们多涉笔探讨，并发表了一系列较有见地的论文。如，有人指出：“产生于现代时期的影响属逻辑学范式，通过实证分析，最后归纳出作家、作品的本质规律和必然联系，旨在贯彻一种建立在事实考据和科学推理上的理性精神。产生于后现代语境中的互文性属现象学范式，为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和重写创造了一个变动不拘的开放的拓扑空间。”[85]还有人指出：“传统影响研究认为文学的发展是线性序列，是不断进化的，从历时维度上强调文学史的延续性和文学发展的因果性，原文本或先文本是当下文本的意义来源和根据，注重社会历史和文化对文学的规约和决定作用，内隐着权威、中心、主从和等级观念。互文性理论从共时上突出文本的多元共生性和平面性，强调文本意义的相互指涉性、播撒性和流动性，关注社会历史和文化文本与文学的相互参照、渗透和修正，彰显着无序、平等和民主。”[86]相对而言，关于“影响研究”与“互文性研究”的关联和不同，周建渝先生的见解更能说明问题，他指出：“‘影响研究’采用的是一种历时性观点，将作品置于文学史的进化传统中，讨论焦点在作品承前启后之作用与意义。‘文本互涉’观点则将诸种文本置于共时性空间，关注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将文本中的诸种叙述看作是众多声音相互交织、渗透与对话的结果，批评的意义在文本间的对话中产生。文本互涉批评关注的焦点，既包括不同文本之间的交互指涉关系，又涉及同一文本中不同人物、情节、场景、母题、寓意之间的交互指涉关联。”[87]另外，还有一点要指出，“影响研究”需要坐实，必须寻找文献依据；而“互文性研究”则可单凭读者感觉认定，尤其是对那些“阳货无心，貌类孔子”之类的“貌类”文本，可能出于作者其心攸同的不谋而合，但仍可以视为“互文性”现象。无论如何，较之“影响研究”，“互文性”理论有着特定的优势。再说，从前做小说素材研究，需要博览群书、搜集整理资料；而今，我们从事小说“互文性”研究可以利用现代数字化有利条件，有时只要在电脑上输入一两个关键词，结果就会跳出来，有的材料可以通过数据库检索和文本比对而在几秒时间内显示结果。在这方面，周文业通过电子“文本比对”评定版本先后及价值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要之，在“互文性”视野下，文学创作本身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受容”与“生发”的过程，这种对前文本的“受容”与对后来者的“生发”可以是隐括、模拟与效仿，也可以是“化有形为无形”。关于传统小说的“互文性”研究绝不是对以往“渊源—影响”研究的改头换面，而是一种更加关注文本关联的研究方法。
另外，中国古代小说之“互文性”写作问题的复杂性超乎想象，有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交叉感染”“多元多向度互动”，也有非文本性的“口传互动”与文本性的“书面互渗”，更有不同体裁创作的故事与话语之“仿拟”。如宋末元初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在从民间说唱到文人“编”“编辑”“集撰”“纂修”过程中，《水浒传》的各种故事文本之渗透无时不在，难以一言以蔽之。针对小说“独创性”与“互文性”问题，美国汉学家韩南（Patrick Hanan）曾经指出：“不管文学史家在什么地方划出不同文学的疆界，《金瓶梅》的作者都能超越……当我们探索引文以什么方式使得我们得以深入这部小说时，似是而非的答案主要是它们不太适应作者创作动机的那些地方。当他们不能满足作者的需求，他只得对它们进行修改，或它们不能使读者得到作者预期的效果，正是在这些地方最能见出作者的独创性。”[88]要想搞清楚一部小说的“独创性”，必须将“互文性”的东西剥离出来，而将二者分解开来则是难而又难的。
总之，讲清错综复杂的中国传统文学文本之间的关联是困难的，但又是全方位、多维度审视立体性文学图景所必需的。因此，除了知难而上，别无选择。
三 中国小说“互文性”研究之意义
在学术研究中，“时序”是个大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与以往偏重“历时性”的“嬗变研究”与“影响研究”相比，“互文性”理论兼顾“共时性”与“历时性”，甚至“逆时性”，且更重文本意义的“共时性”展开。这也是中国传统谱系学的路数，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传统谱系研究以‘揭橥递演’的历时研究为主，以逆向溯源的‘考镜源流’为辅，二者相辅相成。”[89]
在“互文性”理论提出之初，法国学者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其《符号学》中即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看待文本。基于“互文性”理论兼顾“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优势，我们不免要反思以往“嬗变研究”“影响研究”等研究路数在执行单向的历时性时序路线时暴露出的理论缺陷。一个多世纪以来，“渊源（素材）研究”和“影响（继承）研究”与曾经红极一时的“反映论”相呼应，声势浩大。这些研究多把目光投向选材与剪裁等问题，主要关注叙事的渊源，并关注如何进行艺术借鉴以及承前启后、叙事的流变等问题。面对这种研究的局限，“互文性”理论的首创者在提出这一术语时就“向‘传统’与‘影响’等观念提出了挑战”。[90]更有些理论家表现出超越以往研究的自觉，声称：“我们当然不能把互文性仅仅归结为起源和影响的问题；互文是由这样一些内容构成的普遍范畴：已无从查考出自何人所言的套式，下意识的引用和未加标注的参考资料。”[91]就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而言，以往人们多奢谈“影响”，即关注如何从前人文本中取材的问题，以及怎样踵武前人某一文体的体制和格调等问题。如晚清题名“别士”的《小说原理》认为：“章回始见于《宣和遗事》，由《宣和遗事》而衍出者为《水浒传》，由《水浒传》而衍出者为《金瓶梅》，由《金瓶梅》而衍出者为《石头记》，于是六艺附庸，蔚为大国，小说遂为国文之一大支矣。”[92]而今，我们谈“互文性”，则致力于探讨前后文本之间具体的叙事互文，包括叙事单元的沿袭、叙事话语的搬弄等，其优越性不言而喻。
自然地，“互文性”研究大大推进了由已故章培恒先生倡导的“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这一命题。世上万事皆有其外因的来龙去脉，又皆有其内身的经络脉息。“互文性”意味着几乎任何文本都有可能成为其后文本的范本，后期文本总会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效仿先期文本，从而在相互参照、彼此牵连中形成文本与文本之间古今互动的演变过程。以往，我们做的较多的是，选取或确立某部小说作为“坐标系”，爬梳其文本“来龙去脉”“环环相扣”，从而评估研究对象的地位与价值。时至今日，中国古今小说发展的头绪与脉络已经被小说史家与文学史家梳理过数百遍。如关于《水浒传》《金瓶梅》《姑妄言》等小说“承前启后”或“继往开来”意义之探讨的论文论著早已不胜枚举。按照这种传统路数继续进行研究很难再有新的重大发现和突破。“互文性”提醒我们，在审视各种文学现象的“古今演变”时，既应注意前后古今文本的彼此互动，又要注意前后及周边文本的回环往复；既关注“历时性”的文本传承，又关注“共时性”的文本互动，这样无疑大大地开拓了我们的眼界。因而，“互文性”视野下的文学“古今演变”，应该是一个充满了回环往复的“动态”过程，也是一个各种文本之意义不断增殖的过程。具体到中国小说叙事的“古今演变”研究来说，我们在应用“互文性”这一理论时，有必要通过古今文论对接，并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意旨作一番限定、取舍与整合，使得章培恒先生提出的“古今演变”命题更具逻辑性和学理性。
“互文性”理论对“重写小说史”乃至“重写文学史”意义更为深远。它至少给我们两点提醒：一是，文学的古今演变除了“一脉相承”之外，还有同一时空不同文本的互动共赢以及更为复杂的文本关联。二是，在文学演变中，除了前期文本对后期文本的“哺育”，还有“新文本”对“原文本”意义阐释的逆时性“反哺”。这正如美国耶鲁批评学派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言：“在某些惊人的时刻，它们是被他们的前驱者所模仿。”[93]布鲁姆的这种“推翻时间独裁”的“反历时性”观念给了我们很大启示。法国文论家蒂费纳·萨莫瓦约（Tiphaine Samoyaull）索性这样讲：
互文性没有时间可言；互文性排列文学的过去不是参照一段历史的顺序，而是参照一段记忆的顺序。这种记忆的激发基本对应了接受美学所探讨的“天际相合”（fusion des horizons）的概念：在阅读中，时间改变了性质，阅读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跨时”的存在。[94]
众所周知，时间是一种客观存在，这里说互文性没有时间可言，仅仅是消解单一“历时性”时间观念的一种策略。
国内已有学者开始运用这种观念审视文学文本之间的跨时间关联：“在互文性理论中，作者的权威位置被取消，读者阐释的能动性与自由性得到了尽可能的放大。只要是读者视野之内的文本，尽可以在互文本网络之中建立思维的链接。互文性解读不是去探究王实甫的元杂剧《西厢记》怎样受到唐朝元稹《莺莺传》的影响，而是指出两者作为互文本，后者作为前文本为前者的解读提供了参照，前者的出现也丰富了人们对于《莺莺传》的理解。读者在对《西厢记》进行互文性解读时，可以激活古今中外所有与《西厢记》有关的文本，而无须顾及它们之间有无事实上的影响联系。”[95]既然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已经论定“重写文学史”具有可能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处于可操作层面的“文学史”重写？以往文学史撰写大多注重“历时性”展开的“源流”梳理，强调原文本或前文本是意义的来源，把文本与文本的互动看成是线性的、单向的、流动的；而“互文性”特别看重文本意义的“共时性”展开，因而包含着更为科学独到的“史识”，启发我们重视文学史撰写的“共时性”意识。对此，刘连杰的《文本间性与文学史的生成》认为，“西方文本间性理论颠覆了结构主义自足的文本观，不仅为重新思考文学的本质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也为重新思考文学史的生成提供了新的起点”。[96]尽管我们目前暂且尚不能断定“互文性”的引入能否实现“文学史撰写”的革命，但可以肯定这一理论所提供的视野和维度必定会对以往文学史撰写模式形成某种摧枯拉朽的冲撞。如有几部文学史都讲到明前期一百多年的小说创作是个空白，或者说自元末明初出现《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之后，小说一度沉寂了一百多年。对于这种文学发展生态的“反常”，我们怎样“自圆其说”？从“互文性”视野来看，《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各种定本的出现并非是劈空而来、突兀而现的，除了元代流行的《全相三国志平话》等平话小说基础，肯定还有其他一系列相关作品问世，只是未能流传至今罢了。为此，也有人推断，诸如《水浒传词话》《西游记词话》等许多“词话”体的小说可能就曾在那个时间段出现过。[97]按照“互文性”原理，这一推论应当不无道理。面对一些文学史缝隙或断裂，我们不妨借助新历史主义“互文性”理论以历时的“互文性”来拒斥自律的文学史撰写模式。
除了“历时”眼光，文学史叙述也离不开“共时”眼光。若对文学史进行“共时”叙述，必定要划定或截取某些特定时间段来观察。有的论者能从《金瓶梅》一口气大篇幅地讲到《姑妄言》《红楼梦》，通过截取从万历十年至二十年（1582—1592）到乾隆二十七、二十八年（1762、1763）一百七八十年的时间来探讨各小说文本之间的关联问题，其条分缕析的梳理功不可没，只是存在疏于“共时性”探讨及其他更为复杂的文本关联这一缺憾。目前，仍不断有人在通过对《金瓶梅》《红楼梦》文本进行比照，或本着“从《金瓶梅》到《红楼梦》”相对固定的“进程”思路，捕风捉影地得出后者如何继承前者、或者后者如何点铁成金而高于前者等结论。可惜这不过是简单而机械的操作，未免愧煞运用“互文性”之高远研究。为此，我们应大胆地依据“互文性”发生的时空原理重申传统小说文本之间的关联。
根据文本发生的实际，我们不妨戏拟当今政治话语，提出“两个一百年”之说，对那两个时间段的小说文本互动进行兼顾“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全方位观照：第一个一百年是四大奇书成书、传播、定型的一百年左右；第二个一百年是从《金瓶梅》传播到《红楼梦》成书的一百多年。在这两个一百年里，各种小说文本的彼此渗透景象万千，令人眼花缭乱。且不说“四大奇书”之间的影响是回环往复的，就是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之间的小说关联也是错综复杂的。虽然《金瓶梅》对《红楼梦》有无直接影响尚难以坐实，其间接“互文性”倒是可以得到确凿论证的。期间，《醒世姻缘传》《林兰香》《歧路灯》《姑妄言》以及一系列才子佳人小说发挥过怎样的“中介”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互文性”理论兼顾“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双重时序意识触动并引发出一系列理论问题，从文本之间的先后左右关联的互动性，到文学“古今演变”的非线性，再到“文学史”时空架构的多维性，都值得我们重新思考。这里再拿“文学史重写”问题补缀几句。呼吁多年的“文学史重写”要追求全景化、立体性与全方位性，主要围绕“时序”做文章。由于“史”的性质规定，“历时性”的编年史叙述为主无可置疑，但未必一味地梳理文脉，不妨效仿传统小说“预叙”之道，间或颠倒一下时序，将后世“互文性”的情况预先点一下，继而以“此是后话”之类的套话打住。同时，按照“共时”眼光，将文学版本的完善过程交代出来。如关于《三国志演义》，固然首先考虑罗贯中的原创文本如何“历时性”地给《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以哺育，又要考虑李渔、毛宗岗父子的评改文本对《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又有哪些吸取及对罗贯中原本提供了哪些意义。《水浒传》版本尤为复杂，与其他小说的“共时互文”关系也就显得更为复杂。
“互文性”理论推动我们从较为纯粹的“渊源研究”拓展到“脉络研究”“谱系研究”。基于“互文性”理论以及“互文性”史识的“文学史”有望成为兼顾“历时性”“共时性”双时序且具有“前后互动”效应及内在逻辑关联的有机体。
从实际操作层面看，运用“互文性”理论对某部（篇）作品展开具体研究也是具有多个维度的。一方面，既要重视“现文本”与“前文本”的密切关联，又要注意从传播、接受、影响等视角审视“现文本”对“后文本”的生发，从而确定该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加深对其经典性的理解。如研究《水浒传》的“互文性”，既要关注其“现文本”对《史记》叙事、写人等“前文本”以及其他前期小说戏曲“前文本”的师法、传承、化用、扬弃，又要关注其“现文本”对《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后文本”的不同渗透。当然，也不可忽略文学接受与阐释过程中“后文本”对“前文本”阐释的逆时启示性“反哺”。
另一方面，在对某一部经典作品的“互文性”详情进行发掘时，既要关注其正向的“沿袭”“仿拟”，又要关注其反向的“戏拟”“反模仿”。所谓“反模仿”，也称“反弹琵琶”“唱反调”“唱对台戏”。钱锺书曾经有这么一段论述：
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就是抗拒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正像列许登堡所说，模仿有正有负，亦步亦趋是模仿，“反其道以行也是模仿”（Grade das Gegentheil tun ist auch eine Nachahmung）……所以，风气是创作里的潜势力，是作品的背景，而从作品本身不一定看得清楚。[98]
此论结合西方观念，阐释了模仿的正反两种向度。由于作为语言表述的话语是文本的本分，因此，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又具体表现为“话语间交互性”。姚文放曾指出：
“话语间交互性”的要义不仅在于传统话语对于当下话语的限定，而且在于当下话语对于传统话语的突破，最终达成的大致是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一个中数，而这一中数的得出，则是传统话语与当下话语相互妥协相互平衡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学话语又往往具有一种扩展性，就是说，当下话语往往对于传统话语的本义有所扩宽、有所延展。总而言之，“后语”既是对于“前言”的“沿用”，同时又常是对于“前言”的“化用”或“反用”，正如论者所说：“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99]
就古代小说反其道而行之的模仿来看，它往往与正向模仿交杂参用。如《金瓶梅》的文本既包含大量的正向吸取《水浒传》等小说文本的叙事写人元素，也不乏反向模仿《水浒传》等小说文本以制造“反讽”的笔墨。其中，将《三国志演义》英雄风云际遇的“桃园三结义”翻转为酒色之徒乌合的“热结十兄弟”，将《水浒传》“拳打镇关西”的高尚英雄鲁达戏拟为替西门庆出气而“逻打蒋竹山”的地痞无赖鲁华，等等，都算得上是反向“互文性”的范例。
概而言之，中外融通的“互文性”理论对小说乃至整个文学研究必将具有深远的意义。“互文性”之“互”并非单向的传递，而是多重“互动”，既包括纵向传承的“历时互文”与横向互渗的“共时互文”，还包括“传承互文”与“反哺互文”以及“正向强化互文”与“逆向反讽互文”等复杂情况。本着这种学术眼光和“史识”意识，我们便会在小说文本研究中更加重视全方位性、多维度性，重新审视小说乃至整个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同时，我们也会在超越以往的“影响研究”“嬗变研究”等研究路数时，拓展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以及“小说史重写”乃至“文学史重写”的思路。
[1] 此借用李建中《通义：汉语阐释学的思想与方法》（《文学评论》2019年第6期）一文之博通观念：“文学阐释是对语言文本的阐释，也是植根于语言的阐释。‘通’为汉语阐释学的跨界思维，其主体性建构和对象化实现共臻博雅融通之境。”
[2] 肖锦龙《重写和重写学——后结构主义文学史研究方法探论（下）》（《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6期）将这一文艺理论体系命名为“重写学”：“既然文学根本上是重写的产物，是一种话语文本重复和改造另一种话语文本的结果，那么我们研究它，自然不应将它当作一种自成一体的孤立现象，去静态机械地分析解剖它，而应将它当作某一条无限深长的话语文本链上的一环，去动态有机地理解把握它。我将此种研究文学话语文本间有实际关联的动态复杂的互文关系、借以深刻把握文学的实质和规律的文学史研究理路方法称为‘重写学’。”笔者认为，就学理而言，如果定要以“学”命名，与其称为“重写学”，不如依从传统文论观念，或从创作角度称为“祖述学”，或从传承角度称为“脱化学”。如果不以“学”命名，索性还是称之为“互文性”为好。
[3]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纷纷通过“跨界”视角来开拓创新。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自然也要运用“跨界”视角。可喜的是，“跨文化”“跨学科”“跨文体”等视角之用已经颇见成效。近年，比较文学在突破经典意义上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模式，探索新的研究路数时，所提出的“跨国家”“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等方法，对包括小说在内的整个文学研究深有影响和启发。而关于“跨文体”研究，尤其是戏剧与小说关系的研究以及小说内部诸如话本体与传奇体、文言体与白话体等方面的研究也均推出了一系列较有分量的论文、论著。而“跨文本”视角之用则似乎刚刚起步。关于小说的“跨文本”研究最切实可行且得心应手的理论武器自然当数而今仍风行于西方的“互文性”理论。中国文学“跨文本”研究尚有较大的开拓空间。所谓“互文性”是一种跨越文本的现象，西方结构主义文论家热奈特曾将其称为“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参见[法]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8—69页。）
[4]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3页。
[5] （宋）欧阳修：《诗本义》，《通志堂经解》，（台北）大通书局1969年版，第9155页。
[6]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85页。
[7] 颜中其：《苏轼论文艺》，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175页。
[8] （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页。
[9] （宋）王质：《诗总闻》（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99页。
[10] （宋）朱熹著，刘永翔、徐德明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八，《朱子全书》第二十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3页。
[11]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04页。
[12] [法]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3] [荷兰]佛克玛：《中国与欧洲传统中的重写方式》，范智红译，《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
[14] 焦亚东：《互文性视野下的类书与中国古典诗歌——兼及钱锺书古典诗歌批评话语》，《文艺研究》2007年第1期。
[15] 江弱水：《互文性理论鉴照下的中国诗学用典问题》，《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16] [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符义分析研究》（1969），转引自[法]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7] [法]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18] [法]罗兰·巴特：《文之悦》，屠友祥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5、95—96页。
[19]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中的结构主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33、537页。
[20] [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99—103页。
[21] [荷兰]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22] 对于“互文性”，法国批评家热奈为强调任何文学文本都是一种产生于其他文本片断的“二度”结构，而采用了一个“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的术语。他所谓的“跨文本性”主要包括五种类型：其一，互文性，包括引语、典故及抄袭；其二，准文本（paratext），指一部作品的序、跋、插图、及护封上的文字；其三，元文本性（metatextuality），指某一文本与其“评论”所谈论的另一个文本的关联；其四，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指将“超文本”（hypertext）与“前文本”（hypotext）嫁接起来的任何关系；其五，原文本（architext），指读者为充分理解一个文本及其互文本而要了解的组成文学领域的种种类型的等级体系（the hierarchy of genres）。
[23] “狭义的互文性”和“广义的互文性”之说最初由美国结构主义文论家乔纳森·卡勒在《符号的追问》中提出，他在更为广泛的文化层面上确定了文学的“互文性”，将其扩大到一切文字、话语和符码之间。
[24] “祖述”，至少有两重含义，其一为效法。《礼记·中庸》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即仿效尧舜、周文王、周武王的做法，以图恢复礼乐道德。其二指阐述、发扬。《汉书·司马迁传》言：“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指杨恽宣扬《史记》的写法和精神，遂使《史记》公之于世。
[25] 关于中世文学中的“拟代”“仿作”等现象及其价值，王瑶《拟古与作伪》（收入《中古文学史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坛上的模拟之风》（收入《文史知新》，《周勋初文集》卷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等论文论著多有论及。
[26] 江弱水：《互文性理论鉴照下的中国诗学用典问题》，《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27] （南朝梁）萧统：《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8] （唐）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29] （清）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6页。
[30] （宋）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宋诗话辑佚》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28页。
[31] （清）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24页。
[32] （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49页。
[33] 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7页。
[34] 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7页。
[35] 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8页。
[36] [法]保尔·戴密微：《中国古诗概论》，杨剑译，见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
[37] [英]托马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曹庸译，参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38] [美]白璧德：《论创新》，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张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39] [美]哈罗德·布鲁姆：《误读之图》，转引自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
[40]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义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42页。
[41] 尽管“互文性”理论来自西方文论，但作为一种为文之道，古今中外同理。古往今来，尽管不断有人对这种汲取他人文本而推出新文本的行文方法多有微词，但又难以否认此乃文学创作之本相和事实。中国文论史上也早就存在“独创”与“互文”之争。关于二者，唐代韩愈《答李翊书》的表态是：“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耐剽贼。”把独创放在第一位，“剽贼”乃是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宋代黄庭坚《与洪驹父书》在感叹“自作语最难”之后，盛赞杜诗“无一字无来处”。而王若虚则指出：“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
[42] 赵伐：《论文本的独创与互文》，《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年第3期。
[43]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59—660、720、753页。
[44]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55册。
[45] （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8页。
[46] （金）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三，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3页。
[47] （明）高儒：《百川书志》，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9、90页。
[48] （明）可观道人：《新列国传序》，《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9页。
[49] 钱锺书：《宋诗选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11页。
[50] 钱锺书：《中国诗和中国画》，《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51] 钱锺书：《宋诗选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4页。
[52] 钱锺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97—699页。
[53]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60页。
[54] 关于《野叟曝言》之“蹈袭偷师”问题，前人多有指认。如《小说识小续》提到“第六十八回李又全诸姬妾所讲笑话多有所本”，并指出较雅驯的第三妾所讲之笑话本自《湘山野录》。后来钱锺书《管锥编》亦有谈及。
[55] （清）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三，中华书局1973年影印贯华堂刻本。
[5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新书局1927年版，第25—26、67、124—125、233—241页。
[57] 刘书成：《中国古代小说宏观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页。
[58] 刘书成：《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上“脱胎模拟”说的文化渊源》，《甘肃高师学报》2001年第1期。
[59] [美]韩南：《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王秋桂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页。
[60] [美]高辛勇：《从“文际关系”看〈红楼梦〉》，《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188页。
[61] 周建渝：《多重视野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89页。
[62] 周建渝：《文本互涉视野中的〈石头记〉》，《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63] 陈维昭：《索隐派红学与互文性理论》，《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2期。
[64] 董上德：《古代戏曲小说叙事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65] 刘博仓：《三国志演义艺术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66] 刘海燕：《毛评中的互文批评举隅——以景物描写的评点为例》，《修辞学习》2006年第2期。
[67] 赵渭绒：《西方互文性理论对中国的影响》，巴蜀书社2012年版，第273—303页。
[68] 计文君：《失落的〈红楼梦〉互文艺术》，《红楼梦学刊》2012年第5期。该文也被编入《谁是继承人：红楼梦小说艺术现当代继承问题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版。
[69] 竺洪波：《西方文论视阈中的〈西游记〉成书考察》，《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5期。
[70] 马理：《文本间的讽刺摹拟：〈金瓶梅〉与〈水浒传〉〈西厢记〉对话的修辞艺术管窥》，《浙江学刊》2003年第2期。
[71] 张春蕾：《〈红楼梦〉文本的意义增殖和衍生形态——当代文化语境中的经典文本个案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72] 张岚岚：《〈葬花吟〉的复调叙事及其互文性生成》，《红楼梦学刊》2012年第3期。
[73] 杨森：《世德堂本〈西游记〉与〈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的互文性研究》《世德堂本〈西游记〉图文互文现象研究》，分别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2012年第4期。
[74] 陆涛：《中国古代小说插图及其语·图互文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75] 王凌：《毛宗岗小说评点与“互文”批评视角略论》，《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3期；《〈红楼梦〉脂评中的“互文”阐释策略》，《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年第4期。
[76] 伏涤修：《〈金瓶梅词话〉对〈西厢记〉的援引与接受》，《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6期。
[77] 蒋寅：《拟与避：古典诗歌文本的互文性问题》，《文史哲》2012年第1期。
[78] [法]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79] 淦凫：《〈红楼〉索隐补》，《武汉日报·今日谈》1946年12月11日。
[80] 关于“互文性”理论的“泛文本化”，程锡麟曾进行过这样一番总结：“这一理论的倡导者们认为，由于语言是作为存在的基础，世界就作为一种无限的文本而出现。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都文本化了。一切语境，无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学的、历史的、或神学的，都变成了互文本；这意味着外在的影响和力量都文本化了。这样，文本性代替了文学，互文性代替了传统。这些理论家用互文性理论作为武器，打破传统的自主、自足的文本观念，对文本及主体进行解构。在这一理论中，文本的作者——过去的创造者和天才——的作用大大衰减，作者个人的主体性和他对文本的权威消失了，其作用降至仅仅为文本间的相互游戏（interplay）提供场所或空间。创造性和生产力从作者转移至文本，或者说文本间的相互游戏。同时，文本的边界消除了，每一个文本都向所有其他文本开放，从而这一文本与其他文本都互为互文本。”参见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
[81] 何其芳：《红楼梦代序》，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页。
[82] 陈平原：《“中国文学史编写研究”笔谈——史识、体例与趣味：文学史编写断想》，《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83] 陈益源：《古代小说述论》，线装书局1999年版，第71页。
[84] [美]哈罗德·布鲁姆：《误读图示》，朱立元、陈克明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85] 李玉平：《“互文性”“影响”研究与之比较》，《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35—237页。
[86] 舒开智：《传统影响研究与互文性之比较》，《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87] 周建渝：《“文本互涉”视野中的〈石头记〉》，《南开学报》2011年第3期。
[88] [美]韩南：《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王秋桂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263页。
[89] 张慎：《传统谱系学与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90] [英]拉曼·塞尔登（Raman Selden）：《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6页。
[91] 《文本的（理论）》，《大百科全书》，1973年出版，转引自[法]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92] （清）别士：《小说原理》，《绣像小说》1903年第3期。
[93] [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3页。
[94] [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95] 李松：《文学史研究的互文性视角》，《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96] 刘连杰：《文本间性与文学史的生成》，《北方论丛》2013年第2期。
[97] 刘晓军：《“四大奇书”与章回小说文体的形成》，《学术研究》2010年第10期。
[98] 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见《七缀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99] 姚文放：《文本·话语·主体：文学传统与交互世界》，《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