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太多的药
身体是上帝的居所
——埃及卢克索外庙的谚语
20世纪，我们发现了可以治疗能够致命的感染的抗生素、可以移植心脏的手术技术，以及可以治愈多种不孕症的方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如果没有这些惊人的医学进步，很多人早就死于这些疾病了。我们这一辈人的平均寿命比我们的曾祖父母一辈长20年。因此，把现代医学称为科学奇迹并不夸张。这就是为什么我使用它，你也使用它，我们都应该感激可以继续使用它，并从中受益的原因。因此，应该鼓励医学研究，因为这样我们也可以受益。
然而，即使是最好的药物也有副作用。整体上看，现代医学也有潜在的和严重的副作用。可以说，如果我们使用了太多药物就是在冒险，最后我们可能会无药可用。同时，我们已经忘记了即使没有药物人类的身体仍有极好的自愈力。
数以万计的孩子只因没办法安静地在学校上课，就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并要接受甲基苯丙胺
（社会上通常称之为冰毒）的治疗。
在发达国家，10%的成年人都在服用有副作用的依赖性抗抑郁药物。40岁以后，他们就会被建议使用他汀类药物来控制血脂。但是，这些药在基线风险较低的人群中的有效性仍存在争议。一些65岁以上的老年人会使用抗精神病药物来预防痴呆，尽管大多数人并未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在一些国家，如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一半以上的老年人每天至少服用5种处方药，而有些人服用的药物甚至超过20种，他们的生活是一种恶性循环，他们服用药物并重复使用来控制副作用。
这一切都是致命的。在美国，因处方止痛药致死的人数比因海洛因和可卡因致死人数的总和还要多，过度使用抗生素甚至培养出了危险的超级细菌。
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人中有80%已经出现副作用，轻则呼吸困难，重则丧失性命。事实上，医疗失误是美国第三大死亡原因，仅次于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在美国，仅处方药的滥用每年就会导致10万人死亡。
我们都希望通过治疗帮助那些失控的小孩，但真的很难相信他们中的1/7需要服用甲基苯丙胺才能继续上学。
在发达国家，10％的人选择服用抗抑郁药物治疗重度抑郁症，但他们真的需要它吗？当然，我们希望老年朋友和家人保持警觉，但很难相信他们都需要服用有副作用的抗精神病药物，来预防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痴呆。事实上，最近的研究已经开始表明，停止服用某些处方药的老年人比继续服用处方药的老年人活得更好。
滥用药物的危害不仅在于危害健康，还可能导致我们破产。美国人每年在处方药上的花费超过3000亿美元，加拿大人的花费超过280亿美元。此外，据调查，在过去的10年里，英国的医疗费用几乎翻了一番（扣除物价因素）。
由于这些不必要的治疗、损失和伤害，我们似乎需要将现代医学拒之门外，而有些人也正是这样做的。
有关大型制药公司腐败的现象比比皆是，甚至有人说所有药物都是有害的。这种观点是有事实依据的。明显的利益冲突将制药公司的研究方向由如何改善健康状况转到如何提高公司利益。
更糟糕的是，一些制药公司已经被曝光伪造检验结果，以使他们生产的药物看起来疗效好，副作用也较少。
制药公司有时也会利用人们的心理特点，用夸张的药物名称，按疾病对药物进行分类，以便他们能够出售这些碰巧制造的药丸来解决这些所谓的“问题”。例如，我们大多数的人有时会注意力不集中，这是正常的。但现在，它有了一个名字：成人注意力缺陷障碍症，并可以用甲基苯丙胺来治疗。显而易见，人们在夸大疾病，甚至为了提高某种药物的销量来“发明”疾病，这就是所谓的“贩卖疾病”。我担心，在利益的驱使下这种情况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而只有通过调整健康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关系，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不过，要拒绝所有的药物，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可否认，许多药物是有效果的，如吗啡可以减轻疼痛，肾上腺素可以成功治疗过敏性休克，他汀类药物可以预防高危人群的心脏病，脊髓灰质炎疫苗可预防脊髓灰质炎等。但是当我们让制药公司对其产品的利润进行评估时，问题就出现了。如果我们不让他们参与利润评估，就不应该指责他们为了经济利益而伪造测试结果。解决利益冲突的方法是，建立一个独立透明的药物评估体系。
这样的情况正在出现，最值得注意的是牛津大学的本·戈尔达莱（Ben Goldacre）和他正在成长的研究团队。我们也需要通过商业来创新，因为学术进步太慢了。实际上还有一些优秀的制药公司和米兰的马里奥·内格里（Mario Negri）研究所共同引领的一股潮流。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曾拒绝为脊髓灰质炎疫苗申请专利，他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你不能为太阳申请专利。”继乔纳斯·索尔克之后，马里奥·内格里也拒绝为他们的发现申请专利，以便让人们能买得起他们的药。这些故事说明，并不是所有的制药公司都那么邪恶。
人们另一种拒绝现代医学的方式是过度信任替代品。现在，一些替代疗法，特别是针灸，已经被科学证明可以有效地治疗背痛，而且比许多常规治疗如手术更安全。另外还有一些医生更擅长使用安慰剂效应和身心的自我修复作用，这也是比常规治疗更有效的手段。
然而，并不是所有替代治疗都是有益的，仅有少量的证据证明它们比常规治疗更有效。并且，替代医药行业也只是一个产业。因此，尽管他们的资金少、规模小，但最终也会和制药公司一样，成为利益冲突的牺牲品。最后，许多替代治疗师还经常要求患者接受他们难以接受的一种精神世界观。
幸运的是，一种既不拒绝所有药物，也不完全接受所有替代药物的折中方法出现了。这种折中方法使用现代医疗的最佳方法来测试治疗是否有效：用一项名为“系统评价”的大规模实验（详见第一章）来研究安慰剂效应和身心自我修复的疗效。
我花了近10年时间来做这些系统的评价。我将在书中进行详细解释，所以这里先给出结论：
·
通过对15000余名患者实验发现，安慰剂治疗的效果与“真实”治疗的效果相同；
·
近1500名患者的疗效表明，来自医生的积极消息可以减少患者的疼痛，并且能获得与阿司匹林和其他非处方药一样的效果；
·
在对10000余名患者进行的研究中，当医生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让病人充满希望时，患者的耐痛度、满意度和运动能力（比如爬楼梯）就会增加，而痛苦、焦虑、抑郁、肠易激综合征（IBS）等症状和哮喘症状会减少10％~20％。积极的思维可以影响病人的身体反应，如患者对药物的需求量，帕金森病患者的手部灵活度以及肺功能。不幸的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这些，可能是因为医生们都有繁重的文书工作。
·
在我的其他研究中，约有5000名患者的64项研究得出了相同结论。我发现，虽然有些医生非常善于给病人希望，并能够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但也有很多人不擅长。女医生比男医生更善解人意。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的医生比中国医生亲切得多。
·
在开放式安慰剂实验中（患者知道服用的是安慰剂，我将在第九章解释它是如何起作用的），被试者是260名患有肠易激综合征、抑郁症、过敏性鼻炎，有背痛症状或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患者。这些实验最终的结果都为阳性。
·
我的调查显示，97%的英国医生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至少开过一次安慰剂。
其他研究人员也对这一领域进行了系统评价，并表明放松和冥想可以减轻哮喘、焦虑症、心脏病、抑郁症、失眠、糖尿病、背痛、紧张和自恋症状。对53项实验进行的系统评价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效对照的手术效果和“真实”手术一样好。
另一项30万余人的系统评价发现，与家人和朋友关系密切的人寿命更长，而与社会隔绝和吸烟一样有害健康。积极思想、共鸣心理和安慰剂不再被视为影响“软指标”的不明因素，甚至有证据表明它们会影响你的大脑和DNA。
随着身心医疗的日益发展，药物滥用导致的问题日益突出，甚至已经到了风口浪尖。例如，2016年10月，镜头感十足的克里斯·范·图洛肯（Chris van Tulleken）博士出席了BBC电视节目《放弃药物的医生》。克里斯遇到那些正在服用抗抑郁药或疼痛药的病人时，会告诉他们“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除了给你药物”。
例如，一个名叫莎拉的女人服用抗抑郁药已经8年了，而且已经上瘾。克里斯让她在一个冰冷的湖中游泳（其他照常），最终她戒掉了药物。另一个女人温迪，20年来一直患有慢性肩痛。克里斯用安慰剂药片代替了她原来的药物，并让她每天坚持做运动，最后她的疼痛消失了。
这个节目证明，不只是我自己认为还有另一种医疗方式—一种可以替代常规医疗的治疗方式。身心自我修复的实验表明，在某些方面它可以使我们更快乐、更健康，并为我们节省一大笔钱。